据史料所载，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突厥的颉利可汗敏锐地察觉到唐朝内部局势必然动荡不稳，于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他联合突利可汗，调集号称“百万”的突厥骑兵南下入侵中原，一路兵锋直指长安北境，气势汹汹，似乎要趁新旧更替之际一举撕裂大唐防线。

彼时刚刚匆忙登上皇位的李世民，并未选择退守或观望，而是亲自披甲上阵，率先赶赴前线迎敌。在渭水之畔的便桥一带，唐军与突厥大军形成对峙，气氛紧张到几乎凝固。更令人震撼的是，李世民竟单骑出阵，直接驰入敌营，与颉利可汗当面交涉。史书中描绘的这一幕充满戏剧张力：一国之君孤身立于强敌之前，凭借胆识与气魄震慑对方，最终使颉利心生敬意，主动提出议和并撤军北返。

然而，也有后世观点认为，这段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修饰甚至重塑，带有明显的政治美化色彩。毕竟，以唐朝之强盛，名将如云、文武济济，皇帝亲自单骑涉险的可能性值得怀疑，史官的笔法或许更多是在淡化李世民因“玄武门之变”所带来的争议形象。但无论其中粉饰成分多少，突厥撤军这一事实本身却是可以确认的。也正因如此，双方随后签订了所谓“渭水之盟”，局势开始逐渐向唐朝有利方向倾斜。紧接着，李世民又出兵讨伐盘踞鄂尔多斯至陕西北部一带、并与突厥及契丹等势力相互勾连的梁师都势力，最终逐步扫清国内主要割据力量，仅余突厥这一外患尚存。

在此之前，从武德末年延续至贞观初年，漠北的蒙古高原上曾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内部动荡。受突厥统治的诸多部族中，包括回纥、拔也古、同罗、仆骨等九姓铁勒相继起兵反叛，其中甚至还有铁勒体系中的薛延陀部参与其中。薛延陀的一支早年曾迁徙至准噶尔一带，在西突厥势力控制下生存，而此时他们重新回归蒙古高原，与留在本地的族人汇合。随着力量整合完成，薛延陀与九姓铁勒逐渐形成了一股足以抗衡突厥的强大联合势力，并推举夷男为可汗，建立起新的政治核心。

得知突厥内部陷入混乱之后，唐太宗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战略窗口。他迅速采取行动，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秘密前往薛延陀，在不被突厥察觉的情况下，沿隐秘路线穿越草原，将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的诏书以及象征权力的印绶、仪仗与旗帜等一并送达。这一举动极大强化了薛延陀对漠北诸部的整合能力，也使得突厥在北方陷入南北受压的战略困境。与此同时，突厥又遭遇连续多年大雪，引发严重饥荒，加之颉利可汗对粟特商人的偏袒政策，以及长期横征暴敛所积累的不满情绪在内部迅速扩散，使得东突厥政权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局势一触即发。

到了贞观初年，颉利可汗的牙帐设在定襄一带，而义城公主的营帐则位于其西侧不远之处。公元629年十二月，唐朝此前实施的离间策略终于显现成效，突利可汗与鄂尔多斯地区的郁射设等人，率领九俟斤等部落首领相继归降唐朝。次年正月，名将李靖率军在定襄大破突厥与隋朝残余流亡政权的联军，并将俘获的萧皇后与杨正道护送至长安。在此之后，唐军继续北进追击溃逃的颉利可汗及随行逃往阴山方向的义城公主，并最终将其追及诛杀。与此同时，唐朝对萧皇后与杨正道采取了赦免与安置政策，对颉利可汗亦给予相对宽待，甚至优待有加。唯独对义城公主例外，并未押往长安，而是在当地予以处决。在当时唐朝的认知中，义城公主被视为突厥对唐长期敌对行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因此被认为必须彻底清除这一象征性威胁，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