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千代子是昭和年间被日本官方捧上神坛的女性典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的丈夫井上清一接到调令，要去中国东北参战。两人才新婚一个月，面对出征，井上清一对家里难免有所牵挂。井上千代子没哭着挽留，也没说半句舍不得的话，就在丈夫出发前一天夜里，穿一身白色和服在他枕边自尽了。她留下的遗书里写，自己很高兴能在丈夫出征前走，这样他往后就再也没牵挂，能一心一意效忠天皇，为帝国出力。

这事没几天就传遍了全日本，各大报纸全登在头版。日本陆军省直接封她做“昭和烈女”，把那封遗书印了上百万份，往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发。她的母校办了上千人的慰灵祭，老家村里给她立了碑，后来还把这事拍成了电影《死亡饯别》，全日本公映。官方翻来覆去只夸她无私爱国，是全日本女人的榜样。而井上清一在妻子死后，彻底没了家事牵绊，到东北没几个月，就作为抚顺守备队的军官参与指挥了平顶山惨案，三千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死在了他们的机枪下。

像井上千代子这样被树成标杆的“军国之妻”，在当时真不是个例，比妻子更受官方推崇的，是所谓的“军国之母”。福冈县有个叫住原武东的农妇，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儿子。仗打起来之后，她把儿子们挨个送去参了军。次子夜间训练坠亡，三子在中国吉林坠机失事，四子训练中遇难，最小的儿子战死在缅甸，五个儿子里四个没能回来，只剩长子在世。第一个儿子出事的消息传回家时，当地官员专门上门慰问，说她是“帝国之光”。四个儿子相继没了之后，日本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她，称她是“四子尽忠的军国之母”，东条英机的夫人曾专门给她寄送过慰问电。

写下侵华日记的日本兵东史郎，也回忆过自己出征那天的事。他母亲没叮嘱他注意安全、早点回家，就递了一把短刀给他，平平静静地说，这次去是为了国家荣誉，真要是被抓了就自己了断，别活着回来丢人。她有三个儿子，死他一个没关系，满脑子都是盼着儿子立功，从来没问过这场仗到底该不该打。

这些人和事不是零散的个例，背后是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动员体系。1932年，借着井上千代子这股舆论热度，大阪先成立了国防妇人会，没几年就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到1942年，它和爱国妇人会等多个妇女团体合并成大日本妇人会，合并后的总会员接近两千万，日本绝大多数成年女性都在里面。

这群人里有家庭主妇，有工厂女工，还有女学生，平时常穿个白色围裙，斜挎个绶带，喊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她们天天守在车站、港口，给出征的士兵塞慰问袋；拿着白布在街上拦路人，凑够一千个人每人缝一针，做成千人针，说这东西能挡子弹，保佑士兵武运长久。家里的铜锅、铁门把手，甚至老人的金牙都有人捐出去，说要送进军工厂造武器。还有不少年轻女性报名当随军护士、加入女子挺身队，很多人真心觉得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特别光荣。

以前很多人说起日军的残暴，总觉得就是前线士兵坏，或者只是军部下的命令。可看看后方这些妻子和母亲的选择就知道，这事从来不是偶然的。妻子用死打消丈夫的顾虑，母亲把儿子战死当成全家的荣耀，整个社会都把杀敌立功当成男人最有出息的事。士兵在外面烧杀抢掠，回去不仅不会被家里人骂，还会被当成英雄捧着。他们知道自己身后站着一整个社会的支持，知道家里的亲人盼着他们多立战功，下手自然没什么顾忌。倒不是说这些女人天生就狠，她们大多是被常年的军国主义宣传洗了脑，可她们的选择，实实在在成了战争机器里的齿轮，推着前线的人往更狠的方向走。

战争过去这么多年，关于日本女性在战争里的角色，一直有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说当时的女性都是受害者，都是被时代裹挟的；也有人说，她们手里虽然没拿枪，可也是那场侵略战争的参与者。直到今天，这事也没个统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