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作为古代皇帝直属的中枢官署之名,其制度演变贯穿多个王朝更替,既见证了权力结构的调整,也折射出皇权不断集中的历史轨迹。 追溯其源头,可至汉代。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集权,开始重用掌管文书事务的中书令,以及四尚书等机要官员,共同参与处理国家机密政务。在这一时期,据说太史公司马迁曾被任命为首任中书令,负责领尚书评议计书。为了便于出入后宫,相关职务一度由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彼时中书系统中已出现中书令与仆射两个重要职位。到了汉成帝时期,废除了由宦者担任中书令的制度,转而启用士人担任尚书等职务,中书相关机构的人员结构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尚书台已经逐渐成形,并且地位日益上升。至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尚书台进一步细化职能,设立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这一体系后来也被视作六部制度的前身。
随着东汉末年局势动荡,曹操受封为魏王后,在魏国官制中专设秘书令一职,用以典掌尚书奏事。待曹丕继位之后,将秘书机构改为中书,并设置中书监、中书令各一人,下设中书郎若干,由士人出任官职,于是中书省正式形成。从此,中书省与尚书台并立,诏令文书的起草职责逐渐转移至中书省官员之手,这也标志着其在政治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开始确立。这里是文章。 进入魏晋时代以后,西晋基本延续曹魏所设中书省制度。与此同时,尚书省体系也不断完善,形成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等六曹分工。在魏晋至隋初的漫长时期,中书省通常以中书监与中书令各一人为长官,维持中枢运转。虽然北周实行六官制度,名称上并无中书之名,但其春官府中的内史中大夫、下大夫等职务,实际上承担了类似中书令的职能。 这一时期中书省最为关键的职责,在于回应皇帝咨询、起草诏令敕命,并负责审读臣下奏章。进入南北朝后,这一职能体系基本延续不变。尤其在南朝,中书舍人逐渐成为专门草拟诏诰的固定官职。为了便于皇帝调度,这些舍人大多由地位较低的士族甚至寒门之人担任,他们常常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因此逐渐获得了参与政务决策的机会。至南齐永明年间,中书通事舍人一度权势显赫,甚至达到影响朝局的程度。 隋唐时期,随着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中书省(又称内史省)依然是中央权力结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隋代的中书令、门下省纳言以及尚书省仆射,并列为宰相之职,地位极为尊崇。其下设内史舍人(即中书舍人)八员,专门负责诏令文书的起草与整理。到了唐代,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共同构成中央行政体系的中枢枢纽。政务通常先由中书省决策起草,再交门下省审议核准,最后呈皇帝御批,继而交由尚书省执行。参与决策的宰相多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此时,中书令因掌握诏令出入与文书制定权力,逐渐位居宰相之首,权柄日重。到了宋代,虽然仍沿袭三省制度,但中书省的地位尤为突出,权力更为集中。其主要职责在于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群臣奏请兴创改革及任命省、台、寺、监、侍从、知州军、通判等官员。中书省在行政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与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并称二府,共同构成国家运转的核心力量。至南宋时期,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亦改称参知政事,官制结构进一步调整,但中枢权力仍高度集中。 元代时期,中书省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并趋于一统。早在1231年,窝阔台登基后便仿照中原制度,将耶律楚材等人分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左丞相与右丞相,并将原本的必阇赤机构改称为中书省。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正式确立中原官制体系,设立中书省统领全国政务,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中书令甚至由皇太子兼任,并统辖六部事务。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别掌管行政、军事与监察三权,门下省与尚书省在此时期被废除,使得中书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行政亦部分归其统辖。边远地区则设立十一个行中书省进行分区管理。 到了明代初期,这一制度仍被延续,但权力结构再次发生剧烈变化。中书省继续总理全国政务并统领六部,职权极为重大。然而到了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诛杀丞相胡惟庸之后,借机彻底废除中书省制度,改由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从此,这一延续数百年的中枢机构走向终结,中书省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