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一种香烟曾经几乎家喻户晓，风靡全国。在那个生活物资相对匮乏、许多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种香烟却在市场上占据了极为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它就是“飞马”牌香烟。说起这个名字，很多人或许想不到，它的诞生背后，竟然与一位从不吸烟的开国大将张云逸密切相关。 在开国大将之中，张云逸无疑是资历最深、年纪最长的一位。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从护国运动到北伐战争，他都曾留下身影，并且还是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云逸长期在新四军体系内工作，继续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并撤销新四军番号，形势一度极为严峻。然而我党迅速应对，在极短时间内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

到了1942年，二师活动的淮南地区进一步整合力量，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又兼任军区司令员。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部队人数迅速增加到四万余人。人一多，现实问题便接踵而至：四万人的枪械弹药从哪里来？粮食、衣物又如何保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张云逸下定决心，必须依靠自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于是，他带领部队利用简陋的农舍和旧房屋，硬是搭起了简易兵工厂，每年竟能生产六十万发步枪子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燃眉之急。紧接着，吃饭、穿衣的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部队全面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种粮养猪、栽种蔬菜，一切能自给的都尽量自己动手，战火中的根据地竟也逐渐显露出一种顽强而生机勃勃的秩序。 有一次在部队开大会时，张云逸无意间注意到台下有几名战士，悄悄捡起地上的烟屁股继续抽。那一幕看似不起眼，却像一根针一样刺进了他的心里。他并不吸烟，但他清楚，这些战士刚从生死线上拼杀回来，连一支完整的烟都无法满足，这种艰难让他心里隐隐作痛。他不由得反复思索：作为司令员，连战士们一个小小的精神慰藉都无法提供，这样的日子还能再紧一紧吗？一个念头，渐渐在他心中成形。 散会之后，张云逸立即把供给部部长胡弼亮叫来，提出一个看似“出人意料”的决定——办一个烟厂，并当场批下42元淮南票作为启动经费。要知道，在那个年代，42元几乎相当于一头猪的价值，这笔钱绝不算小数目。 图片--10.jpg

胡弼亮没有多问一句，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默默点头离开。短短两天时间，他就选定了厂址，位于铜城西街李家长庄，一个看似普通却即将见证历史变化的地方。 没过多久，第一批香烟就顺利生产出来。金黄色的烟丝被仔细分装，按规定发放到战士手中。虽然每个人分到的数量并不多，但那一缕久违的烟草气息，却足以让他们在紧张战斗间隙里获得片刻放松。

随着需求增加，烟厂不断扩展，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又陆续建立起四个分厂，并逐步形成公司化管理体系，取名“天源公司”。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云逸亲自为这种香烟定下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名字——“飞马”牌。 图片--14.jpg

工厂多了，产量自然也随之大幅提升。除了满足根据地内部需求外，剩余的香烟还被用于贸易交换，换取粮食、药品、弹药以及布匹等急需物资，为新四军的持续作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品质来看，“飞马”牌无论在色泽、香气还是烟丝细腻程度上，都在当时的条件下表现出惊人的竞争力，甚至一度超越了所谓的“大英牌”等市场名品。 在那个信息不通、物资紧缺的年代，“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真实写照。“飞马”牌香烟很快成为抢手货，甚至连敌占区的烟商也不惜冒险前来采购，常常在烟厂门口连夜排队，只为抢到一批货。然而，由于封锁严密，解放区的产品难以直接外运，一时之间又出现了新的难题。

面对这种局面，张云逸想出了一个颇具“巧劲”的办法——“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从上海购入红锡盒，外包装印着“大英牌”，而里面装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飞马”牌香烟。这样一来，在敌占区的市场上，“飞马”便以另一种方式悄然流通开来。 图片--17.jpg 于是，在上海、南京的街头巷尾，烟商们常常一边低声吆喝，一边带着几分神秘与夸耀地招揽顾客：“剥开看看就知道了，里面是真正的‘飞马’，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四爷’——新四军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