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建立，是众望所归的盛事，也是李渊经历波折后命运最温柔的回馈。大唐的开篇，实际上也是李渊人生的新起点。只有坐上皇位，他才能从皇帝的高度审视天下，谋划大计。 李渊心中不禁浮现出汉高祖刘邦如何纠正秦朝的覆亡之策，从而成就大汉的繁荣景象，他又细细反思隋朝的覆灭之因，暗暗自语：唐公若有霸王之术，必能拨乱反正。在李渊的统筹下，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缓缓展开。他系统总结了自秦汉以来至隋朝的各类优良制度，从官制、租庸调法到均田制度的恢复，再到科举制度的完善，他以有计划的步伐结束了地方的纷乱，抚平了隋末的战火，将国家导向政治稳定、经济复兴的轨道，为李世民日后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开拓性的历史眼光与举措，绝非简单功业可比。

世人常说李世民善于纳谏，却鲜有人知，李渊在纳谏上同样起了模范作用。他曾深刻地告诫身边人：自知者明，人难善鉴己过。工于文章、技艺自称精妙，常以为己善，而他人不及。有一次，谏议大夫苏世长在陪李渊宴饮时，不知为何冒出一句：此殿隋炀帝所作耶，何其雕丽！李渊立刻提醒他：你表面说正话，实则心思伪诈。你难道不知这是我建的殿，为何要故意歪曲？苏世长答道：实不知，只见倾宫、鹿台之瓦，非帝王节用爱民之举。他随即列举隋朝灭亡原因，又指出：今初有天下，宫中雕饰如此，能安民心乎？苏世长曾在王世充败后归降李渊，却敢将其宫殿比作纣王、隋炀帝，胆识可见一斑。令人意外的是，李渊非但不恼，反而在他宽容的施政下，大唐逐渐恢复元气。 玄武门之变，则成为李渊人生中浓墨重彩的转折点。他或许未曾料到，儿子们会爆发如此惨烈的争权斗争，而他自己也成为其中不可回避的责任人。按照惯例，皇位应由长子继承，于是李建成理所当然成为太子。然而，李世民功勋卓著，却因父亲的犹豫与偏爱，最终触发了权力的血腥交锋。多年后，李世民回忆当时：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意未定，我因兄弟不容，实因功高不赏。正是李渊那份过度的父爱和反复的犹豫，使事态失控，最终演变成血洒史册的人伦惨剧。

武德九年的六月，大唐经历了令人震撼的玄武门之变。老皇帝李渊成为亲情悲剧的最大承受者，心灰意冷。事发三日，他尚未擦干泪水，便被迫颁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数日之后，他正式称太上皇，完成了父子之间的权力过渡。从此，他对帝国的掌控已不复往昔，生活的规格与自由亦随之消退。 贞观三年，李世民年仅三十出头，得知大破突厥的捷报后，得意地对群臣说道：昔日国家草创，太上皇为百姓所虑，臣虽任突厥，心未安，食不甘味……今则暂动偏师，无往不利，何其光荣！他此言不仅昭示自己的功绩，也暗示对父亲遗辱的彻底洗刷。他想向天下证明，玄武门之变虽血腥，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父子情感因此愈加疏淡，李渊迁入大安宫后，再无人上朝拜谒，他与外界的交往亦极为受限。

李渊，这位缔造大唐的开国之主，在孤寂、苦闷与失落中走完了晚年。贞观九年，他离世，享年七十。作为父亲，他见证儿子全面超越自己，这本是幸事；然而，从人伦角度看，他的情感世界却显得过于凄凉。 李渊去世不久，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也去世，其陵寝规模甚至超过李渊。有一次，李世民与魏征一同远望昭陵，魏征故作不识，李世民指着陵墓方向正色说道，而魏征大胆地开口：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历史在此处，留给了后人无限的遐想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