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邺，这个名字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响亮，他的能力也并不突出，可奇怪的是，他与南京这座城市却有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联系——尽管他一生中可能从未踏足建邺半步。

建康的改名缘起其实极为简单——永嘉之乱过后，司马邺被推上帝位，成为西晋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为了避讳他的名字，建邺城便被改称建康。当时坐镇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或许从未料到，这座城市在未来近三百年的岁月里，都将作为汉人王朝的象征；而司马邺自己，也绝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只余下短短五年光景。 永嘉五年，洛阳陷入永嘉之乱，怀帝司马炽和无数宗室被匈奴掳走。然而年仅十一岁的司马邺却颇为幸运——他当时已经是秦王、散骑常侍，在舅舅的庇护下一路逃到荥阳，又在豫州刺史闫鼎的护送下向西奔向长安。次年，命运奇异地安排他多了一个爹——司马炽。由于司马炽北狩，国不可一日无主，大臣们遂将司马邺过继给远在北方的司马炽，使他成为皇太子。到了永嘉七年，即公元313年，司马炽被刘聪杀害，司马邺继承了皇位，成为新的西晋皇帝。

然而，这位新科皇帝的命运可谓多舛——算上司马炽，他已有三个爹。他本来亲爹是吴王司马晏，后来被过继给秦王司马柬，再后来又成了司马炽的儿子。这样一连串的命运更迭，让人不免心生怜悯。可与当时的乱世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手握西晋皇帝名号的司马邺，实际上统治的只是雍州的一隅。

华北早已成为匈奴汉的势力范围，两位虎将刘曜和石勒步步紧逼；西南的氐人建立的成汉逐渐站稳脚跟，并时不时发动进攻，一边北上威胁长安，一边东扰荆州，几乎重演三国时期蜀汉的故事；西北凉州由汉人张轨镇守，但他虽口头承认晋朝，却已呈现土皇帝之势，难以履行实质义务；东南的琅琊王司马睿早早坐镇建康，守着吴国旧都，却无意匡扶社稷，反倒在内部权谋中自娱自乐。看清了这张势力图，就能明白司马邺的处境有多么险恶——他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更像是长安的市长。一旦河南、山西忠于晋朝的将领战败或倒戈，他几乎只能依靠潼关天险自保。

而事实上，司马邺几乎没能等待援兵到来。从他登基之日起，匈奴汉便开始对长安展开全面攻略，迅速击破西晋在华北的据点。到建兴四年，刘曜攻下冯翊，又拿下上郡，形成对长安的合围。以往匈奴汉军队多是速战速决，或强攻晋军，或战胜无果后抢掠而去。但这一次，刘曜下了杀心——从建兴四年四月到十一月，他的军队牢牢合围长安，誓以消耗战拖垮西晋。

此时的晋军真的无力反抗吗？并非如此！距长安不远的霸上和遮马桥，驻有两路勤王军，但他们被汉军气势所慑，迟迟未敢进兵，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内百姓受困煎熬。那些名义上忠于晋朝的人呢？刘琨与石勒苦战，司马睿置若罔闻，唯有张轨之子张寔派出五千勤王军援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外藩愿意出兵救援。

长安的地理和水文环境世人皆知。从农历四月到仲冬十一月，半年多的围城，给城内带来无尽灾难：粮尽、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过半。太仓的曲饼也被用作粥供帝食，终于耗尽。当连用来酿酒的酒曲都被吃光时，年仅十七岁的司马邺再也无法忍受。他泣言：外无援军，内无斗志，身为皇帝，为社稷而死本是我职责。但城内百姓已苦至此，我不能忍心让他们重蹈洛阳覆辙。身为皇帝，我宁愿受辱而死，以保子民不遭涂炭！说罢，他亲笔书写投降书，出城投降。 刘曜未曾违背司马邺的期望，他没有重演洛阳屠城之剧，而是以礼将司马邺带回汉都平阳。汉帝刘聪对司马邺态度平淡，先封为侯爵，不久便将他杀害。司马邺死时，年仅十八，刚刚步入成年。

至此，西晋王朝的寿命也随司马邺的遇害而终结。这一段历史，我们在《两晋南北朝人物志》中，分十一章、十二篇大略讲述。开国之初，西晋看似顺利，然而其结局却惨烈异常。司马炎在建国之初的三大无奈之举，为帝国迅速崩解埋下祸根。这个曾经一统三国、光辉灿烂的伟大帝国，在司马炎去世十年后便陷入宗室争斗；十年后，司马炎的儿子被匈奴掳走；再五年，司马炎的孙子亦被俘，帝国就此灰飞烟灭，司马家族几近绝嗣。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司马衷、司马炽还是司马邺，国家一步步衰亡，却几乎无人承担责任——伯父智障、叔父傀儡、侄子孩童，哪一个能为国家担当？真正应负责任的，或许只有司马炎。更黑色幽默的是，西晋取代曹魏，曹魏灭蜀汉，蜀汉又几乎灭掉匈奴，而最终灭掉西晋的，却是一个以汉为国号、血统却为匈奴的政权，这种历史的循环和讽刺，不得不让人唏嘘。 至于西晋的开创者与五胡乱华的那些爱恨情仇，英雄辈出的故事，又有多少深刻印记留给后人？这些，便是我们接下来要细细讲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