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宛如一场从西向东的朝圣之旅，从九州的海岸线缓缓延伸至东日本沿岸。在探讨东日本妈祖信仰的根源时，大多数学者的目光都聚焦在禅师东皋心越身上。无可否认，从水户妈祖信仰的传播史来看，东皋心越禅师无疑是将妈祖圣像直接带到水户的“第一人”。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拓宽至中日之间的人员交流史，就会发现，对东日本妈祖信仰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隐元隆琦、朱舜水等一批明末赴日的华人。他们如同文化的使者，将妈祖信仰的种子播撒在日本的土地上，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隐元隆崎的黄檗东传

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一群名僧如同渡海的使者，他们或住持唐寺，或开山立宗，将妈祖信仰的种子播撒在日本的土壤上，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中，隐元隆琦和即非如一等高僧，便是这一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扩大了妈祖信仰在日本的影响力，更是在文化交流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隐元隆琦（图4-1），这位明清之际的禅宗僧人，是日本黄檗宗的开创者。他俗姓林，名隆琦，出生于福建福清，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1620年，他登上黄檗山，跟随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随后在密云、费隐两位禅师的指导下深入探究禅学。到了1637年，他继承了黄檗宗的法席，声誉随之远播。

图4-1：隐元隆琦画像

1654年，应崇福寺僧超然的邀请，隐元从厦门启航，东渡日本。据《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记载，那年六月初三，他抵达中左，寓居仙岩，受到了藩主的盛情款待。郑成功等一批勋贵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谒，隐元以平等慈爱之心接待，使得每一位访客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不久后，藩主备舟护送他至江头，隐元留下了告别的偈语，随即启程东渡。根据王国荣的研究，这里的藩主正是郑成功，隐元一行正是乘坐郑成功的船队，跨越波涛，抵达了扶桑之国。[1]这段历史，不仅是宗教传播的佳话，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在日本江宽文四年（1664年）编纂的《新黄檗志略》中，隐元隆琦以诗人般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他东渡日本的旅程：“扶桑东国，踰譯蹈险，而三致聘焉。师念时节既彰，因缘有在，乃插柳纪年，折苇飞渡。虽列子御风，刘晨迷径，茫乎莫追其后尘。已双凫届止，主伯亚旅相率而执巾拥篲，若觐慈母，如获舟师。师运海印三昧，一一徧印面门。开香积之厨，抉斯胡之藏。”[2]

细读这段文字，首先，“插柳纪年，折苇飞渡”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明清更迭的波澜壮阔和海上东渡的艰难险阻。其次，“若觐慈母，如获舟师”这两句，透露出隐元对郑成功船队的感激之情；“获舟师”显然指的是郑成功船队的帮助；而“觐慈母”则可能是指妈祖，这位航海者的守护神。结合当时闽南船队普遍祭祀妈祖的习俗，以及隐元出身于林氏家族的背景，我们可以推测，隐元笔下的“慈母”正是妈祖的化身。在这里，隐元不仅表达了对海神妈祖的虔诚信仰，也流露出对郑成功船队的深深感激。妈祖，这位从宋明两代传播开来的航海保护神，已经与儒、释、道三教紧密融合，成为佛教禅师隐元东渡日本航行中的精神支柱。隐元的这段文字，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信仰和感恩的颂歌。

隐元禅师，这位黄檗宗的使者，抵达长崎后，如同一位智慧的播种者，在兴福寺、崇福寺传法授戒，将禅宗的种子撒向了日本的土壤。1658年，他应幕府之邀，移步江户，入驻麟祥院，成为那里的精神灯塔。到了1661年，隐元更是得到了幕府大将军德川家纲的青睐，获赠京都府的领地，在宇治开创了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祖师。

在日本近二十年的弘法生涯中，隐元禅师如同一座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通过直接会面或诗偈书信，与不少教化对象交流，从明朝移民到日本民众，从普通百姓到上层阶级，从各藩大名到幕府阁僚，乃至将军、天皇，涵盖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黄檗宗的佛教势力，以隐元为代表，不断扩大，间接推动了妈祖文化从九州等周边地区向江户、京都等中心文化圈的扩散。

作为这一文化扩散的实证之一，日本大名赤羽光重，深受隐元教化，将妈祖的信仰迎请至江户，在自己的宅邸中虔诚祭祀。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有力证明，也是文化交流中隐元禅师影响的一个缩影。江户后期的国学者高田与清，在《松屋笔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文化现象：“在西国称为水天宫，所祀天妃为汉土之神。……常陆水户海边处处有天妃之宫，西山黄门（指德川光国）祭祀供养。今筑后水天宫天妃灵验，久留米候的赤羽府邸也有供奉，并以每月五日为缘日，前来参诣之男女老少不计其数，其盛况可与赞岐金毗罗权现每月十日之缘日相抗衡。”[3]这段记载不仅见证了妈祖文化在日本的深远影响，也映射出隐元禅师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妈祖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成为了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为黄檗宗的领袖，隐元一生培养了二十三名法嗣，其弟子也为妈祖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木庵性蹈和即非如一并称为“二甘露门”，二人在隐元东渡之后亦陆续追随隐元赴日，帮助隐元说法劝化，弘扬黄檗宗风。1655 年，泉州府晋江县的木庵性蹈禅师，应隐元召至长崎入福济寺开法。1657年，福清县的即非如一禅师投奔隐元，住持长崎崇福寺。即非如一禅师生前就给崇福寺确定下了著名的《镇山门法度六则》，其中第一则就规定: “三宝伽蓝( 指三佛寺) 妈祖香灯及旦辰年度供养如常。”在此，祭祀妈祖、供养香灯成为在日黄檗禅宗的“第一法度”，足见妈祖信仰在长崎崇福寺的重要地位。即非如一禅师在东渡日本之际，还作偈一首以歌颂妈祖的崇高德行和浩瀚恩泽，其文字如下：“《妈祖》：永乐己丑正月，敕封宋灵惠夫人林氏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懿德天堪配，洪恩海共深。杨帆登宝所，慈爱见婆心。”[4]这首诗歌不仅是对妈祖的颂扬，更是对妈祖文化深远影响的见证。

以隐元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为标志，中国僧侣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大量地往来于京都与长崎之间，也就是往返于日本文化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不仅有效地发挥出了传播中华佛教、引导日本信众的功能，还令与佛教文化融聚在一起的妈祖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播到了东日本。

二、朱舜水的水户传道

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水户藩主德川光国通过与大儒朱舜水的深入交流，对妈祖信仰有了初步的了解。朱舜水（图4-2），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是明末东渡日本的杰出思想家和儒家学者。1658年，他响应郑成功的号召，参与了抗清北伐，失败后东渡日本避难，保全了自己的节操。日本宽文四年（1664），朱舜水在寓居长崎时，水户藩的儒臣小宅生顺（1638-1674）受德川光国之命，前往长崎寻找德才兼备的华人宗师。小宅生顺与朱舜水通过笔谈交流了三个月，共九次，同年11月编成了《西游手录》一书，以此向德川光国复命。

图4-2：朱舜水画像

在《西游手录》的第三次笔谈中，小宅生顺向朱舜水请教了关于妈祖和关帝的信仰，接着又询问了蜀地历代名人、当世俊才，双方还讨论了明代文人的优劣、经书使用注释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交流不仅加深了德川光国对妈祖信仰的认识，也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这些智慧的对话，朱舜水将中国的文化精髓传递给了日本，也让妈祖的信仰之光，跨越海洋，照亮了异国的土地。

在此，特摘录第三次笔谈部分如下：

宅曰：前日忝光驾，昨日欲入谢，暂从严谕，迟留至今。

朱曰：奉拜迟迟，何劳复谢，益增罪戾矣。

宅曰：向所谕妈祖、关帝，顺未知之。抑何神哉。

朱曰：妈祖者，天妃也。传管海神之道，舟船东西洋往来，是其职司。关帝者，蜀汉大将。云长諱羽，封汉寿亭侯，以正直公忠为神，尤显于明朝。故薄海内外，无不尸祝。二神非如异教之荒唐也。

宅曰：承教。关帝知是为蜀汉名将关羽也。赠帝号在何时乎？蜀中有诸葛孔明，尊号不在武侯者，如何？

朱曰：关帝著灵于明室，明神宗万历皇帝繇武安王晋爵，崇隆至协天大帝。诸葛孔明初薨之后，后主即谥为忠武侯，至今未改。

宅曰：蜀汉自古有英雄出焉。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年蘇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

朱曰：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探花陈秋涛讳子壮者，或负奇才如子云，或显忠节于胜国，亦自有人。……

宅曰：富哉高论！所谓“一夜话胜十年书”者也。我国当今志学者，《易》用朱义，《春秋》用胡传，《书》用蔡传，《诗》用朱传。问亦有好异者，捨宋儒之说，而用近世快活之说，故其所辩论者，如长流之不可障。虽然，步步不由实地，如顺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朱曰：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不独诗歌辞曲无益于学也，即于字句之间，标新领异者，未知果足为大儒否？果有关于国家政治否？果能变化于民风土俗否？台台深知其弊，必不复蹈于此。果能以为学、修身合而一，则蔡传、朱注、胡传，侭足追踪古圣前贤。若必欲求新，则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读何书也？……[5]

从上文引用的笔谈内容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脉络。首先，小宅生顺对妈祖、关帝的信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显示了妈祖信仰通过长崎华商传入日本后，已在当地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妈祖，这位海洋的守护神，她的故事和神迹，已经悄然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其次，朱舜水在对话中强调了妈祖作为海神的职能和“天妃”的尊称，为德川光国在水户藩树立妈祖为航海保护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妈祖信仰在日本的发展之路。进一步地，朱舜水将妈祖与忠义的化身关羽一同推荐给小宅生顺，并明确指出：“二神非如异教之荒唐也”。这一论述，不仅树立了妈祖作为国家正神的崇高形象，也为德川光国以分祀的形式推广妈祖信仰提供了认知的前提。在他们的对话中，妈祖和关帝的信仰成为了引子，话题扩展到了儒学人才、国家政治、民风土俗等多个领域。

如果将这些对话与德川光国治理藩政的举措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方面大力破除本国的淫祀，命令僧侣还俗；另一方面却大力推广妈祖这个“异国之神”。这样的举措，可以推断出德川光国将推广妈祖信仰与崇尚儒学置于同一范畴，致力于在藩治之中发挥妈祖的“文教之功”。他不仅视妈祖为航海的保护神，更将其作为儒学教化的一部分，以此来强化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文化认同。通过这样的努力，妈祖信仰在日本不仅是宗教的传播，更成为了文化交流和儒学教化的桥梁。

在这次笔谈之后的次年，即1665年七月，朱舜水就接到邀请，前往江户，受到德川光国的优渥礼遇。《澹泊集》云：“（小宅生顺）使于长崎，与明人笔语，以此知名。义公得朱文恭而师事之，顺之力也。”在其后的生涯之中，朱舜水在江户、水户等地宣讲儒学，不仅推动了日本儒学——水户学的形成，还对日本的礼仪典章、农业发展、建筑形式，乃至德川光国修纂《大日本史》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东皋心越与妈祖信仰

在明末的动荡岁月中，禅师东皋心越如同一位文化的使者，将妈祖信仰的种子带到了水户藩，让它在日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东皋心越（图4-3），原名蒋兴俦，号东皋，出生于浙江浦江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在苏州报恩寺剃度出家，后来师从曹洞宗的高僧觉浪和阔堂，在杭州皋亭山的上塔伏虎禅院和灵隐永福寺参禅长达八年之久，最终成为曹洞宗寿昌派的第三十五代传人。康熙十三年（1674年），心越参与了抗清的斗争，但事败后，他选择了隐居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永福寺，寻求心灵的宁静。康熙十五年（1676年），应日本长崎高僧澄一的邀请，心越决定东渡日本，次年抵达长崎，寓居于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兴福寺。

图4-3：东皋心越画像

心越的东渡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他与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的邂逅，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这段旅程也充满了曲折。当时在日本，长崎的临济、黄璧二宗颇具影响力，而心越作为曹洞宗的传人，却遭到了他人的诬告，被控以假冒黄桑僧的身份入境，因而被囚禁于幽室之中。幸运的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对中华文化怀有深厚的敬意，他亲自出面，为心越平反昭雪。延宝九年（1681年），心越被迎接至江户，天和二年（1682年），他被迎入水户藩。那一年，也正是朱舜水仙逝之年，心越成为了继朱舜水之后，德川光国招聘的第二位华人宗师，继续在异国他乡传播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将妈祖信仰的光辉带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690年，心越禅师入驻水户的天德寺，他不仅带来了禅宗的智慧，还将从唐土携来的妈祖像作为伽蓝神之一，供奉于寺中，使得妈祖信仰正式扎根于水户藩。随后的1691年，德川光国不仅重建了天德寺，更是将其更名为“寿昌山袛园寺”，并尊崇心越禅师为日本曹洞宗寿昌派的开山祖师。根据明治末年斧山和尚编撰的《寿昌山衹园寺缘起》卷九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一隅：

“（海上守护）天妃尊……开山禅师亲自把西湖永福寺祭祀的天妃尊奉来。元禄三庚午年，奉源义公之命将其分体安置于祝町及磯原村两地，本体安置于本山。晨昏，祈求人民海上不遭风波之难。”[6]

在这里，“开山禅师”指的就是心越禅师，“源义公”即是指德川光国，而“本山”则是指寿昌山袛园寺。文献中的“本体安置于本山”，直接证实了心越自唐土携来的妈祖像被供奉于寿昌山袛园寺。然而，“分体安置”的叙述则进一步揭示了德川光国如何巧妙地运用“分祀”的形式，将妈祖信仰的影响力扩展至更广阔的天地。德川光国不仅推广了妈祖信仰，更是将其与国家治理、文化推崇相结合，让妈祖的庇护之力成为水户人民海上安全的祈愿，也让妈祖信仰成为连接中日文化的精神纽带。

水户矶原的天妃宫，作为德川光国的“分祀”之地，留下了不少关于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特别是根据矶原行藏院的旧记录，心越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妈祖像，还包括以下“宝物”：

“天妃经一卷（抄本），心越奉纳。天妃神灵忏经三卷（唐本），心越奉纳。常称之书一幅，心越笔。神符一幅，心越笔。祝诗（又云新建记）一幅，心越笔。大篆文（神前之额），心越笔。天妃图忏一册，心越奉纳。”[7]

这些“宝物”之中，包含妈祖信仰一般性的文献，矶原天妃祠的文献。根据李献璋的实地考证，所谓“天妃经”应该是明初的《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天妃神灵忏经三卷”应该是《天后救苦灵验宝忏》；“常称之书一幅”就是希望得到满足的信士所献文句，即以“常称妈祖娘娘……”为始的文句（原文见下）；“神符一幅”为《天妃经》中的救苦灵符。“祝诗”就是《新建天妃圣母元君金像开光》诗。“大篆文”是以一尺大的纂字写成“福佑苍生”四字，是心越写的横匾的底稿。“天妃图忏”是收录于《圣迹图谱》的韱卜图和圣母韱。

《常称》

妈祖娘娘

天妃宫处处敕建，不论僧俗皆佳。

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处处演戏设醮庆贺，酬神之愿也。

信士某所求吉祥如意者

敕封佑民天妃圣母神社御座前

御祈祷所行藏院奉

《新建天妃圣母元君金像开光》

谨涓：庚午孟秋二十六日矶原天妃山新建天妃圣母元君金像开光

功符六合蒙垂荫，德布神州感化弘。

福泽苍生如赤子，恩沾黎庶悉丰登。[8]

东臯心越俦沐手书

根据刘福铸、赖思妤等学者的研究，心越为矶原村的天妃庙一共作了两首祝诗。除了上述诗作以外，另存一首诗作如下：

《新建天妃聖母元君金像開光偈》

謹涓：元祿庚午五月望旦吉辰天妃山新建天妃聖母元君金像開光偈曰：

神光普覆大千界，圣德昭彰四海春。

点出双眸光灿烂，咸蒙福利泽斯民。 [9]

东臯心越俦沐手书

在上述古老的诗句中，“点出双眸”描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像开光点眼的神秘仪式。相传，新雕刻的神像金身尚未拥有神灵之气，必须经过五行的配合，五宝的置入，以及开光点眼等庄重仪式的洗礼，神明的金身方能被赋予真正的灵性。对比两首诗作的诞生时刻，“点出双眸”的祝诗在五月诞生，这很可能是心越禅师在庆祝妈祖像分身塑成之时所作的偈语。而七月的祝诗，则可能是在妈祖像正式移座至磯原天妃祠时，心越禅师再次提笔所作的偈语。

心越禅师的两首祝诗中，都在“天妃圣母”之后加上了“元君”二字。“元君”一词，是对道教女神或女仙的尊称。作为佛教僧人的心越，却站在道教的立场上来理解和把握天妃信仰，这不仅说明了天妃信仰已经完全融合了佛、道二教的特点，也模糊了佛、道二教之间的界限。心越禅师的这两首祝诗，不仅是对妈祖信仰的颂扬，更是对佛道交融文化的一种体现。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够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交融，一种信仰的融合，以及一位禅师对于超越宗教界限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东臯心越在日本天妃信仰的传播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李献璋评价指出的，“为妈祖信仰注入着力的心血。”[10]心越禅师不仅将妈祖信仰的种子带到了日本，更是通过经书、图谱、灵符等文化载体，将这一信仰完整地植入水户藩的土壤，保留了妈祖文化在异国他乡传承时的原始风貌，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心越的贡献不仅限于妈祖信仰的传播。他还将琴学、书画、篆刻等文化艺术的精髓传授给了日本，被尊称为曹洞宗寿昌派的开山鼻祖、篆刻之父、近世琴学之祖。他的教诲和艺术成就，对日本的宗教和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同一股清泉，滋养了日本的文化土壤，使其开出了新的花朵。

概而言之，明末清初，或者说江户时代初期赴日的三位华人宗师，即隐元隆崎、朱舜水、东皋心越，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性，就是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杰出的儒学者、佛教僧人，受到幕府当局的赏识和礼遇。正是由于他们自身拥有了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的“光环”，故而才得到日本人士的礼遇，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他们在日本的活动空间从九州一隅扩大到日本江户、东日本地区，在此期间可谓是经历了不少挫折、曲折，正是在这样的艰辛磨难的锤炼下，他们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功。不言而喻，探究他们内在的精神动力，应该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润与濡养。换而言之，正是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故而催生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此，我们也需要突出一点，正是这一批华人宗师在日本不遗余力地宣讲儒学、弘扬宗教、传播文化，天妃信仰才脱离了旧有的华人文化圈的藩篱，被带出了一隅之地的九州长崎，进入到作为日本文化的中心地带的京都、江户，乃至东日本这样的更为广袤、更具开拓性的地域。

注释：

[1]王国荣：《“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福建史志》，2018年第2期，第17页。

[2]林观潮：《中日黄檗山志五本合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395页。

[3]高田与清：《松屋笔记》，引自秋月観暎：《東日本における天妃信仰の伝播--東北地方に残る道教的信仰の調査報告》，《歴史》，1962年第04期，第20页。

[4]平久保章：《新纂校订即非全集》，京都：思文阁，1983年版，第645页。

[5]该文引自王勇、朱子昊校注的《朱舜水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1-93页），

该书的作者在校注时以《朱舜水记事纂録》附录的排印本为底本，校勘时参照了彰考馆本、水户本、中华书局本。

[6]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第265页。

[7]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第268页。

[8]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第268页。

[9]刘福铸、王连弟主编：《历代妈祖诗咏辑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赖思妤：《东臯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的在日流传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6卷第1期，第94页。

[10]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第269页。

本文经 作者 林晶 授权，节选自《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