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果断废除了丞相制度，自此皇权高度集中。理论上讲，从这刻起，皇帝的权力已趋近于无约束状态，君临天下，几乎可为所欲为。然而，现实却远比理论复杂。从朱元璋到明朝灭亡，皇帝虽然权势无边，但仍有一股体制内的力量对其进行有限制约，那就是御史与言官的监督。 明代体制中，监察御史肩负监督百官的重任，而负责监督皇帝自身的，则是六科给事中。实际上，两者的职能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御史和给事中都有上疏劝谏皇帝的权力。纵观明代一世，御史的官阶虽不高，但地位却异常重要，皇帝纵然不情愿，也不得不予以三分尊重。明武宗时期就有御史挡驾，天子惧怕的著名事件，可见御史的威慑力并非虚名。

熟悉明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宗一生无所事事，他最热衷的活动便是巡幸，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更多是游山玩水。正德十二年之前，他的巡幸尚局限于京城周边，且行程低调，不敢擅自传达命令。可自正德十二年正月起，武宗开始越界行事，不再理会朝臣的反对意见。 那年正月，祭祀礼毕，武宗没有回宫举行例行的庆成礼，反而带领随从直奔南海子打猎。群臣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挥洒自由。三月，他骑马出北安门，微行至顺天府大街尽情游乐，直至深夜才返回宫中。到了八月，他几乎将巡游当作儿戏，当他察觉群臣对其束手无策时，胆子更大，声称要前往北边重镇宣府巡幸。

七月，武宗的北巡消息传出，巡视居庸关诸关的御史张钦便立即上疏劝谏，言辞尖锐且直击要害：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度陛下非漫游，盖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阻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征，遂成己已之变。且匹夫犹不自轻，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身蹈不测之险……臣窃危之！ 武宗对此置若罔闻，朝中群臣纷纷劝谏亦未奏效。张钦再次上疏，明确指出远行三大不可：一为人心动摇、粮饷浩繁；二为远涉险阻，两宫挂念；三为蒙古势盛，难以争锋。他恳切表示：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负陛下！武宗依旧不予理会。

八月初，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紧追至沙河，再度疏请回宫，仍无动于衷。几日后，武宗抵达居庸关，意欲越关北巡。张钦眼见事态严重，果断命令守关军官孙玺闭关，并将钥匙亲自收藏。镇守宦官刘嵩试图开关朝谒武宗，张钦厉声喝止：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开关，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土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刘嵩闻言不敢擅动。 不久，武宗派人召孙玺，孙玺坚守职责道：御史在，臣不敢擅离职守。随后召刘嵩，刘嵩虽称自己是天子家奴，但仍不敢违抗张钦。张钦一手握敕印，一手握剑，坐于关门下，厉声喝道：敢言开关者，斩！吓得刘嵩连退数步。

当夜，张钦再次上疏，而武宗的使者已再度前来，张钦怒不可遏，拔剑喝退。武宗闻讯大怒，吩咐钱宁速捕御史。此时，梁储等大学士赶至行在，再度联名上疏，礼部尚书毛澄及京城勋贵的劝谏疏也同时送到。武宗畏事不妙，只得怏怏回京。 二十余日后，张钦前往白羊口巡视，武宗再度出德胜门，夜宿民舍，白天疾驰至居庸关。每次临近居庸关，武宗仍心有余悸，多次询问：御史在哪儿？得知张钦已到白羊口巡视，他便迫不及待地率人疾驰越关。张钦得知武宗又微服至居庸关，急忙追赶，但已来不及上疏劝阻。武宗为不扫兴，出关后便留所宠宦官谷大用守关，严令不得放人，奏疏自然无法递达。张钦无奈，只能西望痛哭，心中愤恨交加。

由于张钦闭关力阻，声名很快传遍京城，人们视他为英雄。次年，武宗自宣府回京，经过居庸关时得意地笑道：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虽心存怨恨，但并未惩罚张钦。到了嘉庆年间，张钦曾任汉中知府，最终官至工部左侍郎，可见忠直之名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