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武昌起义的爆发几乎充满了偶然性。在当时，满清的实力本可以果断镇压起义，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去压制这场革命。可惜，朝廷掌权者是个幼稚无能的孩子，内政空虚、外无大将，摄政王简直如同人头猪脑。旁边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曹操——袁世凯。而奉命镇压革命党的陆军大臣荫昌，这位满清陆军最高统帅，在接到御旨的一刻，竟失声痛哭。北京城的百姓政治觉悟极高，纷纷议论：这样的人居然能领兵挂帅？大清国，这下真的完了。

武昌起义得以成功，满清迅速倒台，从军事层面来看，有两位人物功不可没——或者说，他们是满清倒台的罪魁祸首：一是湖广总督瑞澄，二是陆军大臣荫昌。在满清最后三年，孙中山每日高呼驱除鞑虏，加剧了满汉对立。朝廷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里，他把最大的汉人权臣袁世凯以足疾为由赶回河南老家，把所有权力揽入自己手中，满人独揽军权与财政。然而问题在于，满人和八旗子弟多数无能，缺乏可用之将。养军非养儿，军队以万为单位，稍有疏忽便难以掌控。 起义之际，瑞澄身为湖广总督，本应守土有责，毕竟总督本质上是武将，是湖广最高军事长官。然而，武昌起义大炮一响，他却忘记了责任。他下的第一个命令竟是——在总督府后墙打了个狗洞，堂堂封疆大吏像狗一般爬出府邸，逃到楚豫号军舰上，唯一没忘的是随身携带总督大印，以及妻儿家眷。武汉三镇瞬间易手，满清震动，摄政王载沣立即发电报催促瑞澄，但电报再快也比不上瑞澄的腿快。正因湖广官员群龙无首，革命党才能顺利占领武昌，这也可说是满清咎由自取。

至于荫昌，这位陆军大臣，理应亲率大军镇压叛乱，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荫昌无能，摄政王心知肚明。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载沣以八百里加急颁圣旨，命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节制长江两岸军务。袁世凯回信仅四个字：足疾未愈。当年以足疾罢职，如今同样以足疾拒绝出山。他事后对杨度感慨：连百姓都知道急事需要电报，载沣却还用八百里加急，真不知这摄政王在想什么。可见，载沣本意是重视急事，反倒被袁世凯嘲笑。

在无可派将的情况下，载沣只好让荫昌挂帅出征。然而，荫昌出兵后，几十日间寸土未收、寸功未立。虽不至于毫无行动，他与亲家袁世凯在河南会面，但革命局势已遍地烽火，他无所适从，只能不停发电报催促载沣再派得力将领。迫于无奈，载沣启用北洋将领冯国璋，荫昌只得班师回朝。实事求是地说，荫昌的过失比瑞澄更大，因为他手下握有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装备精良，却无所作为。

有人事后推测，荫昌指挥不力是因为袁世凯暗中操纵，希望满清失败以便自己出山。可现有史料并无此证据。荫昌回忆，当时与袁世凯会面只是闲聊，并未涉及军务。即便有军务相关，袁世凯也大可不必与他讨论，非因轻视，而是无必要。

实际上，荫昌出身武将，满洲正白旗人，早年毕业于同文馆，曾任德国驻清大使，具备一定眼界与能力。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官，颇受将领尊敬。北洋军南下平定武昌时，核心将领冯国璋并未被摄政王委派，荫昌所谓指挥不动，更准确说是指挥不当或完全不指挥。接到圣旨，他竟在家中痛哭失声，不知是因恐惧还是皇恩浩荡。北京百姓无不哂笑：陆军大臣未出兵先痛哭，真是滑稽可笑，大清国似乎真的走到尽头。

荫昌的指挥具体如何？出北京城，他的第一道军令是派两个团驻守武胜关，阻止革命党进一步发展。这是常理之策，但他自己却迟迟滞留河南信阳，不踏入湖北地界，虽摄政王多次催促，仍寸步不离。最终勉强进入湖北，仍赖在火车上，不肯下车。列车周围重兵环绕，进可攻、退可守，他与瑞澄同心，随时准备逃跑。巡逻士兵远望，只见一群收棉花的农妇，荫昌竟下令列车后退三十里。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能打胜仗才怪。

接手指挥的冯国璋则截然不同，他亲临前线考察地形，设指挥部于前方十里处，掌握全局，亲自指挥战斗。与荫昌形成鲜明对照。观战的俄罗斯军事武官甚至评论，北洋军作战如演戏。若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舍得投入军费，训练有素的北洋老兵面对革命党新兵，完全可镇压。可惜，无能啊。

从一开始，荫昌就不愿接此重任。内阁会议上，他一言不发，当得知领兵挂帅，立即抱怨：我一兵一卒也没有，如何指挥？摄政王无奈，只有派他上阵。荫昌是典型八旗子弟，精通门道，却干不了实事，甚至抽大烟消磨时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总统，将其任命为总统府侍卫长，正如用门神之职。荫昌曾在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却无心实战。慈禧原本希望这些满人学有所成，守护朝廷江山，但同文馆毕业的八旗子弟，多数如荫昌般平庸。

湖广总督瑞澄同样是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起义成功后，摄政王命他整顿人马收复武昌，但瑞澄早已逃到上海租界，明白外国地盘安全无虞。革命军占领三镇时，兵力仅四千余人，核心约一千。若瑞澄镇定些，稍负责任，武昌起义未必成功。辛亥革命后，满清遗老遗少对瑞澄反感至极，骂他如贾似道。满清下台后无人理睬，倾向革命者也未感激，反而嘲笑其无能。瑞澄虽非笨蛋，在湖广总督任上仍有些清廉之举，如处置湖南机民暴动、惩治不良官员。起义前夕，革命花名册已落入瑞澄手中，他若稍作行动，搜捕革命党人或销毁名册，一切或许大不同。但他无动于衷，大炮一响，带人逃走。

瑞澄躲在上海、后逃日本，民国成立后回到上海，孤身一人度过四年，1915年病逝，时年五十二岁。民国政府没收其财产，清朝遗老遗少提起他，恨得牙根痒痒，甚至欲给他上谥号罪首。

总之，武昌起义之所以迅速成功，与瑞澄的逃避与荫昌的无能密切相关。这一历史节点，既展现了满清统治的内忧外患，也让我们清晰看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有时竟掌握在无能者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