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一说“尚”又有“崇尚、“尊崇”或“君上”之意，因该书所记乃上古帝王之言论，故尊崇之以为《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王充《论衡·正说》）今存《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个部分，共有文五十八篇，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制，皆虞、夏、商、周四代君臣的言论和事迹，记载了我国自唐虞至春秋初叶（前二十三世纪至前七世纪）约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研究我国上古史和各种古代文化史的宝贵史料。

《尚书》在先秦都只称《书》，“尚书”之称大约始于汉代。至于被称为“经”，过去有些人认为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墨子》的《经上》《经下》等篇中已首见以“经”名篇了，而正式以“经”称《诗》《书》等先秦典籍则始见于《庄子》，其《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也说：“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经，指《诗》、《书》之类。”在时间上都比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前136年）约早一百年。至于《诗》、《书》、等先秦典籍虽未称“经”而实际已当“经”来应用则更可由此上推三百多年。如《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前659－前620年在位）问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又《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载）：赵衰曰：“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说明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诗》、《书》等典籍已在中原地区普遍流行，并成为当时华夏各国为政的法度，义理的府库和道德的标准。不仅如此，甚至在一些周边的“蛮夷”国家受这些典籍的影响也颇深。如《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教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在位）太子事：“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以上这些记载的时间都比汉代的“独尊儒术”要早五百年，甚至也比孔子诞生的时间（前551）约早一百年。

在所有先秦的典籍中，《尚书》的遭遇是最具戏剧性的。该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曾一度影响很大，不仅被孔子等用作学校的教材，被学者们在著作中广泛征引，而且还在政治上被各国用作为政治国的法度和准则。在秦代，《尚书》遭焚毁的厄运。汉代复出，其地位又空前提高，不过又因此而引发出《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和真、伪《尚书》之讼的公案。所谓“今文”是指济南伏生所传的《尚书》29篇，因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故称“今文”。所谓“古文”是指发现于孔壁并由孔安国所传的《尚书》。今古文《尚书》都在朝廷争立学官，但在西汉一代都只有今文《尚书》得立学官，直到东汉古文《尚书》才得立为学官。到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今文《尚书》彻底失传。古文《尚书》经过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和这次“永嘉之乱”两次战祸也几乎灭绝，尤其那十六篇“逸书”是完全失传了。《尚书》的这种不幸恰恰为作伪者的作伪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伪书纷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现于魏国末年的前伪《孔传》和东晋元帝时梅赜所献而又于南朝梁武帝时复出的被标榜为孔安国真本的伪《孔传古文尚书》。到南齐，前伪《孔传》失传，西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唐朝也失传了。唯有梅赜的这部伪《孔传古文尚书》一直流传至今。该书一共有文章五十八篇，但经宋元以后众多学者的考证，认为其中有二十五篇是晋、宋间人的伪作，只有三十三篇才是比较可靠的真古文。说它“比较可靠”，是因为这三十三篇也不全是当时的真实历史记录，象其中的《虞书》和《夏书》的全部以及《商书》的《汤誓》和《周书》的《洪范》都可能是战国或秦汉间人根据历史传说追叙的作品。不过因为其中的材料大部分还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虽是后人所追叙，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即使被认为是当时史官真实记录的《商书》和《周书》中的那些真古文在其展转流传的过程中也难免在个别字句上有被人加工改动的可能。

今存《尚书》中伪古文二十五篇，作者的制假方法很巧妙。他首先搜罗先秦人所引用的真《泰誓》的词句组织成三篇新《泰誓》以替换原来汉朝人所伪造的假《泰誓》，然后再从百篇《书序》和先秦人引《书》时所提到的篇名中选取十八个篇题，再在这些篇题下适当装进从先秦或当时的古籍中搜集来的《尚书》逸文以拼凑成二十二篇（其中《太甲》《说命》各有三篇），于是就成了伪古文二十五篇。这些文章虽纯属伪造，但由于它积聚了从春秋到汉代八百年来人们所称引的先秦《尚书》的文句和从汉代到晋代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对《尚书》的解说，这实际等于保存了不少的《尚书》逸文和古注。并且又做到章栉句比，每句都有解释，这在《尚书》学上是一个很高的成就。因此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尚书》，仍不得不首先参考这些注释。此外，它对词义和文义的解释，还要以作为研究中、上古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且这些伪篇的文辞虽不及真古文古奥艰涩难懂，甚至有些还带有六朝对仗工整的骈文气息，但它还是基本保持了《尚书》体文章庄严、典雅、质朴、精审的风格特点。所以即使人们明知梅赜的这部《尚书》是含有若干篇伪古文的伪书，也还是乐于接受它，并且从刘宋至今一直广泛流传，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其他所有的《尚书》本子均已亡佚的情况下，人们更是不得不用它来作为研究《尚书》的唯一的蓝本。

关于《尚书》的历史作用和文献价值，古今学者已多有论述。本文亦欲就此问题谈谈自已的认识和看法。

一、《尚书》为群经之首，百家之冠刘知几《史通·断限》曰：“夫《尚书》者，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此览群籍，譬夫行不由经，非所闻焉。”我国经史子集之书有八至十万种（见1983.11.25《光明日报》第二版），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刘氏独以《尚书》居其首，盖以该书为言“王道”、“政治”之书，而“王道”“政治”是可以笼盖和包举人事之一切的。从对王者牧民治天下来说，这是最重要而非任何其他书籍所能替代的书，故理所当然地应居于群经和众书之首。刘勰曰：“《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文心雕龙·宗经》）“圆而神”，“天之至”。（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疏通知远”（《礼记·经解》引孔子语），“网罗历代”（《史通·人物》），“神明变化，不可方物”（《文史通义书教》）。“《尚书》足以垂世立教，……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孔安国《尚书》），是书中“言之大者也”。（《史通·载言》）。故其地位，作用和价值均可称群经之首，百家之冠。

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治”之书《尚书》在本质上原是记载上古史的历史著作，但因其内容又多关“二帝”“三王”之政事，故又是一部典型的“政治”之书。司马迁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四库全书总目·书类》亦日：“《书》以道政事”。并且从时间上看，《尚书》又是我国最早言“政治”的书，其成书年代大约“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故班固曰：“《书》之所起远矣！”（《汉书艺文志》）刘知几亦日：“《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史通·六家》）

《尚书》之言“政治”主要是通过各篇记载四代君臣的言论和政迹以说明其为君、为臣、从谏、纳言、用贤及为政之道的。如：其论“君道”日：“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后克艰厥后”，“帝德罔愆”。（《虞书大禹漠》）“帝，慎乃在位。”（《虞书·益稷》）“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周书·洪范》）“自成汤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周书·酒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商书·仲虺之诰》）“明王慎德。”（《周书·旅獒》）其论：臣道”日：“臣克艰厥臣。”（《虞书·大禹谟》）“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商书太甲下》）“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商书·咸有一德》）“惟臣钦若。”（《商书·说命中》）“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周书·洪范》）“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因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仆臣正，厥后克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周书·冏命》）其论“从谏”、“纳言”、“师古”日：“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元允”（《虞书·舜典》）“敷纳以言。”（《虞书·益稷》）“从谏弗哦。”（《商书·伊训》）“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木以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商书·说命上》）“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非说攸闻！”“监于先王之成宪，其永无愆。”（《商书·说命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商书·咸有一德》）“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周书·冏命》）“惟受责俾如流。”（《周书·秦誓》）其论“用贤”日：“俊X在官。”（《虞书·皋陶谟》）“任贤勿贰。”（《虞书·大禹谟》）“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商书·伊训圳》）“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商书·咸有一德》）“爵罔及恶，惟其贤。”（《商书·说命中》）“惟后非贤不X。”（《商书•说命下》）“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书·泰誓中》）“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周书·武成》）“国则罔有立政用检人。”（《周书·立政》）“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倒媚。”“无昵于怆人充耳目之官。”（《周书·同命》）其论“为政”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虞书尧典》）“德惟善，政在养民。”“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X。”（《虞书·大禹谟》）“与治同道无不兴，与乱同道无不亡。”（《商书·咸有一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庶政惟和。”“钦乃所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推贤让能，庶官惟和。”“议事以制，政乃不灭。蓄疑败谋，怠忽荒政。”（《周书·周官》）“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减，民罔攸劝。”“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政贵有恒。”（《周书·毕命》）“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周书·洪范》）其论“熏民”“安民”日：“惟人，万物之灵。”（《周书·泰哲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夏书·五子之歌》）“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先王子惠困穷。”（《商书·太甲中》）“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周书·无逸》）“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虞书·大禹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虞书·皋陶谟》）“无轻民事。”（《商书·太甲下》）“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周书·大诰》）“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周书·君牙》）

朱熹日：“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论语·为政》集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尚书》所记上古君臣之言论行事，旨在“宜王道之正义”（《史通·六家》），明“‘二帝'‘三王'冶天下之大经大法”（蔡沈《书经集传·序》）以示“明君治民之标准，立贤臣事君之模范”。（蒋梅笙《国学人门》）这是我国最早的政治理论。后之人主虽未必尽能行之，但它毕竞为牧民治国者树立了永久性的楷模，影响中国的历史、政治达数千年之久。

三、《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史书司马迁曰：“《书》以道事。”（《史记太史公自序》）章学诚亦日：“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文史通义·书教》）说明《尚书》虽记言，而其言“必措诸事”，即皆与当时的“政事”、“史事”相关，故其书也就为记“史言”、“史事”之史书。班固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叙《春秋》）这说明我国古代设立史官记载历史和修撰史书的传统起源很早，十分古老。而《尚书》就产生在那个时候。故“《书》之所起远矣！”（同上。叙《书》）《尚书》中最早的史料（如《尧典》）距今已约四千三百年，不仅比我国的《周易》、《诗经》和甲骨卜辞都要早，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仅比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前三千年）晚七百年，比古埃及的《亡灵书》（前二千六百年）晚三百年，而比古印度的古诗《吠陀》（前一千五百年至前五百年）、古史《古事记》（前六百年至前四百年），古巴比伦的《汉漠拉比法典》（前一千八百年），以色列人的《圣经》（前九百年）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前八百年）都要早得多。其中最晚的史料距今也有二千七百年。故我国“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文史通义·书教》）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史书，在我国史学领域内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其史学价值，不仅在于记载了我国虞、夏、商、周四代的史迹，为后世认识、研究上古史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史料；而且还开我国“正史”和史书的先河，不仅《春秋》、《左传》、《国语》和《国策》等为其踵武，即洋洋大观之二十四史亦系其嗣续孳乳。

四、《尚书》首记典章文物我国的典章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或当时的情况怎样，因在殷代以前无文字记载，已很难稽考。我们只能从后世的典章制度和一些古籍中记载的有关历史、神话传说去推知一个大概，如虞、夏二书中所记“四岳”“群后”“百揆”“巡守”“朝聘”“车服”“封禅”“秩祭”“典礼”“典刑”和“考绩”等关于唐虞时代的典章文物制度就是出自后人根据有关材料推测、追叙的产物。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就是至迟到殷代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典章文物制度，而到西周时代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和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则这些制度就更加完善了。这从《周书》的《武成》《洪范》《立政》《周官》和《吕刑》等篇都可以看出来。而《尚书》对这些都有较真实详细的反映和记载。这些记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看见我国在两三千年以前就有了如此完整的典章文物制度，就有了如此高的历史文明，而且还可以看到它是怎样地影响着我国后世的文明。因为我国后世的所有典章制度就是在继承这些早期典章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完密起来的。

五、《尚书》首言“德政”、“修身”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教”和人格修养的德礼之邦。从在殷代甲骨文和《周易》卦爻辞中已多处出现过“德”字，就说明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人们就已认识到“德”和“德教”在治理国家和规范人伦中的重要作用。但甲骨文和《周易》卦爻辞都仅只是提到“德”字而已，并没对之作任何的阐释发明。至于“修身”，却连甲骨文和卦爻辞也没提到过，只是在《周易》“乾卦”九三出现过“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和“离卦”初九“敬之无咎”等间接与“修身”有关的字句。所以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德教”与“修身”作用的当推《尚书》。如：“德惟善政，正德利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惟德动天。”“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允迪厥德，谟明弼协。慎修厥身”。（《虞书·皋陶谟》）“德惟治，否德乱。”“无安厥位，惟危。”（《商书·太甲下》）“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商书·咸有一德》）“明王慎德。”“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周书·旅獒》）“暴德罔后。”（《周书·立政》）“检身若不及。”（《商书·伊训》）“惟口起羞。”（《商书·说命中》）“欲败度，纵败礼。”（《商书·太甲中》）“居宠思危。”（《周书·周官》）“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骄淫矜侉，将以恶终。”（《周书·毕命》）“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周书·君牙》）

孔子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又曰：“君子怀德。”（《里仁》）“修己以敬”。（《宪问》）《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德教”、“修身”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几千年来，我国凡一切国家、民族、家庭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均靠此维系之。溯其源，则《尚书》发其端。

六、《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刘大杰说：“《尚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古的散文。”（《中国文学发展史》）从文学的角度看，《尚书》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文体方面，《尚书》本身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裁。刘勰说：“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心雕龙·宗经》）颜之推也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颜氏家训·文章》）说明我国后世散文中的诏、命、策、檄、章、奏等体裁都从《尚书》的“六体”发展演变而来。第二、篇章结构方面，时间与《尚书》大体接近的甲骨卜辞与《周易》卦爻辞都还只是一些散文片断，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散文。而《尚书》中的文章不仅篇幅长，容量大，而且首尾结构完整，多数的层次也比较分明。说明当时我国的散文已逐渐走向成熟。第三，表现手法方面，《尚书》中的文章大都能运用比喻、排比、对比等手法，有些还用了夸张手法，故文章显示出形象、生动、贴切、语言精练、记叙与说理结合、表现技巧较高等特点，代表着我国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与水平。第四，《尚书》文章具有古奥质朴、庄严典雅和浑厚等特点，且句式较简短整齐，节奏紧凑急促，语气活泼明快。这种被称为“《尚书》体”的文风对后世各代的官方文告有直接影响，后世凡有关军国大事、祷告天地及晓谕万民等庄重严肃的官方文告往往都要采用这种“《尚书》体”。第五《尚书》中的大量古文词及古注中所保存的大量前人的有关训诂材料又对古汉语的学习、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第六、《尚书》中还有许多富于哲理性，警醒性和文学色彩的格言警句和成语。这些格言警句和成语即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也会感到其味无穷，受益非浅。

此外，在《尚书》中还有关于当时法律、历法、农事、军事征伐、医药、建筑、商贾、地理、阴阳五行、原始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孝行、戒酒和戒腐等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我国古代文化学术的研究都是有重要参考作用和价值的。

总之，《尚书》记载了我国上古时代从唐虞到东周约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是当时政治、历史、思想、典章文物、伦理、道德、法律、军事、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等的全面记载和综合反映，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很高的文献价值。它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值得我们在世界上引为骄傲、自豪和光荣的。

（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