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农民起义浪潮中，有两支队伍尤为引人注目，几乎可以说左右了历史的走向。一支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另一支则是张献忠掌舵的大西军。大顺军的实力略胜一筹，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最终成功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而大西军虽然实力稍逊，却在南方崛起，在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后，张献忠便挥军进入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

随着满清铁骑入关，战争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矛盾。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投入到抗击外族入侵、抵御民族压迫的行动中。在这场生死较量中，两位主将相继殒命，但他们麾下的部队仍坚持与清军奋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面对清军的压力下，大西军的战绩却显得更加突出。当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倒下时，他麾下尚有二十余万兵力，而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率领的大西军余部，仅剩数万人。尽管如此，两支队伍都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继续抗争。

有些学者认为，大西军之所以屡战屡胜，是因为清军不擅长水战与丛林作战，而这正是大西军的拿手好戏，因此才屡屡以弱胜强。可如果仔细对比大顺军与大西军的情况，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化。两军同起于陕北，在北方长期作战，南北方的发展阶段不过短短几年。在南明时期，两军都在南方对阵清军，要说大西军凭借水战或丛林战技压大顺军，这种差距实在有限。因此，战绩差异的核心原因，显然并非单纯的战术因素。

大西军能够在南明后期成为抗清的中坚力量，关键在于他们政策执行的精准与内部管理的有序。清肃亲王豪格率八旗军自陕西进军四川，北上迎战的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坡大意战死。临死前，他给义子孙可望留下遗嘱：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正是这份遗嘱，让孙可望等人在张献忠死后，迅速统一思想，稳固内部，顺利与南明政权建立合作关系，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为大西军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孙可望等人在张献忠死后及时整肃内部，清除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建立了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体系——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使大西军余部能够令行禁止，政策执行高效，为部队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更为关键的是，孙可望审时度势，果断指挥。在大西军几近崩溃的情况下，他率部迅速脱离清军压力南撤，连续激战后突破南明残部封锁，将军队带到安全地带整顿。此举为寻找下一步战略方向赢得了宝贵时间。在南明政权几近覆灭之时，他们主动与之联系，达成合作协议，赢得抗清行动的正统身份。

此外，大西军余部汲取了以往忽视后方建设的教训，及时抓住机会，在各方势力无暇顾及之时，一举平定云南沙定州叛乱，将云南纳入掌控。随后，孙可望等人积极发展云南，实行扩军屯田，发展经济，培养人才，将其打造成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为之后的抗清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观大顺军，李自成意外身亡后，队伍迅速四分五裂，难以形成统一战线。有的选择投降清廷，有的归顺南明。即便归顺南明，由于缺乏核心领导，最终沦为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工具与炮灰。在各种原因的交织下，大顺军余部在抗清活动中鲜有建树。但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大局已不可挽回，各部仍辗转至夔东坚持抗清，直至康熙年间才彻底覆灭，成为最后的抗清力量。 当南明政权岌岌可危时，大西军余部主动寻求合作，成为抗清的中坚力量。李定国率军出击，转战千里，收复广西、湖南大部分地区，令满清遭遇自入关以来未曾遇到的挫败，清廷为之震动。一时间，各地遗民喜极而泣、奔走相告，仿佛复兴在望。然而关键时刻，孙可望的野心膨胀，加之郑成功心怀私利，最终导致李定国孤军奋战、壮志难酬，大好局面付诸东流。最终，孙可望降清，引清兵入云贵，南明政权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