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总长176米，高度4米的《东京审判》巨幅油画，包含644个人物形象以及大量历史文献，是艺术家李斌团队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花费10年创作而成。本文作者袁帆结合李斌及其多位好友的专题文章，将自己实际观摩这幅作品后的观感成文，带给读者了解“东京审判”历史及其现实意义的不同视角。

文/袁帆

不久前才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都相应举行过各种纪念活动。令人振奋的是，有一位从小生长于中国的艺术家也为此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创作了巨幅油画——总长176米，高度4米的《东京审判》，他就是今年已77岁的李斌先生。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特展海报

2026年5月3日，在中国上海北外滩的兰迪大厦，兰迪律师事务所举办了一场名为“致敬：抗击侵略的战场英烈；致敬：审判战犯的法庭英杰”的特别画展，旨在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而此次活动现场展示的，正是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的局部原作。

一、李斌与他的历史题材油画

李斌是谁？在别人眼里，他是“与共和国同龄的知青”（陈丹青语）；他是“能娴熟驾驭并准确再现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家”（汪澜语），而李斌本人的自述简单明了：“我是画家，半个史学者”。

1949年李斌出生于上海，自幼跟爷爷习画，小学又进入杨浦区少年宫美术组，打下扎实的绘画“童子功”。1968年中学毕业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知青农工。然而名声在外的“画画”特长使其很快成为一名美术创作员，并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被调到黑龙江美术馆担任专职画家。1982年在中央美院的两年研修学习，让他在靳尚谊、詹建俊等一众大师的教授下得到专业训练。而后他又于1987年赴日，1989年赴美留学，得到东西方不同风格的艺术熏陶，在之后长达10年的自由发挥空间中独立闯荡，不仅“积累了资金为此后的自由创作铺路，也为他回到历史画创作积攒了知识储备与人脉关系”（沈嘉蔚语）

《国父》（李斌，1996年）

2000年，年逾50岁的李斌自海外回到上海定居，随后凭借三十余年艺术实践的磨砺，厚积薄发，创作了大量历史题材油画，形成了专门“以表达人物为媒介，重构历史记忆”的独特艺术风格，作品具有强烈的文献价值与道德诉求。

《上海的早晨》（李斌，2007年）

起初，李斌创作的历史人物油画，仍以传统的单幅模式为主，但人物逐渐从单个、多个向群像组合过渡，画面结构也趋于复杂，并开始引入文献元素（如文件、签名等），这些变化无疑为其后来的长卷创作积累了经验。其知名作品包括：《国父》《法鼓山礼赞图》《换了人间——1959年溥仪获大赦成为新公民》《上海的早晨》《小平您好》《共产党人》（系列）；还有《世界是你们的》《昆仑山大捷》《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等等。

特别要说的是，进入2010年代后，有两幅作品对李斌的创作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幅是《梦境·正义路壹号·1981北京》（简称《正义路壹号》），另一幅是《曼德拉》。

《正义路壹号》（李斌，2011年；局部图）

《正义路壹号》是表现1981年审判“四人帮”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在这幅长10米，高4米的巨作中，李斌用写实手法在画面前端表现了正在接受审判的10名犯罪嫌疑人；在他们身后的旁听席上，则描绘了罕见的虚拟“梦境”场景，用密密麻麻的各色人物（其中不少人手捧亲人遗像）代表被十年浩劫吞噬、戕害的人们，共同发出呐喊与控诉。从这幅画作的表现手法中，观众已经明确感受到画家在艺术创作中对历史进行独特思考的勇气，以及对宏大历史事件中各个细节把控的灵感与能力。而创作中的某些感悟更是激发他后来创作《东京审判》的缘由。

《曼德拉》（李斌，2013年；局部图）

2013年，李斌应邀为南非已故总统曼德拉(Nelson R.Mandela，1918-2013)绘制纪实型肖像。经过反复构思，他最终将曼德拉的人生，描绘成包含“囚徒”(Prisoner)，“总统”(President)，“和平使者” (Peacemaker)三部分的长卷油画，总长38米，高度3.8米。这幅巨型油画，不仅成为献给那位堪称伟大正义者的特殊纪念物，同时也开启了属于李斌的“全景画”系列作品的创作序幕，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二、《东京审判》的十年创作之路

用“全景画”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模式，最先由欧洲人创造。据李斌多年挚友，曾经同为黑龙江知青的著名画家沈嘉蔚介绍：李斌的画作《东京审判》更接近一幅19世纪法国全景画《世纪历史》（Panorama of Century）。那幅巨作呈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名人群像及重大事件，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展出，被称为“视觉奇观”。

载于《世界全景画》一书的法国全景画《世纪历史》（局部）

而李斌的《东京审判》在欧洲传统全景画的基础上，自成一体，彻底颠覆“字不上油画”的古典惯例，将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大量文献内容搬上画布，从而将“史学”与“美学”深度融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油画表现模式。如何定义这种画法呢？在多次讨论后，李斌采纳了沈嘉蔚的建议，最终将《东京审判》定义为“文献式全景画”。

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之“开庭”（局部）

（一）如何了解《东京审判》

了解《东京审判》这幅巨型作品至少需要从几个维度入手：一是画作尺幅；二是展现内容；三是创作难度。

1.画作尺幅

《东京审判》（局部实拍）

法国《世纪历史》的展开长度约120米，高6米，总面积约为720平方米。《东京审判》的尺幅是长度176米，高度4米，总面积704平方米，与《世纪历史》相差无几，大小约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

2.展现内容

《东京审判》（局部实拍）

“东京审判”的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核心目的是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与构建战后亚洲秩序，从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闭庭，时间超过两年半（共计925天）。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重大的历史事件，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

3.创作难度

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之“庭审”（局部）

根据史料统计，前后出席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被告、证人、辩护律师有名有姓的多达400余位；相关历史文献更是汗牛充栋，仅一部正式出版的80卷英文《庭审记录》就多达4.8万余页。要用一幅画作展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难度可想而知。

（二）李斌的梦境成真

李斌的《东京审判》创作灵感，缘起于他的《梦境·正义路壹号》。当他为了表现旁听席上虚拟旁听者而遍寻史料时，却接触到了一位位真实人物的真实经历。就是在了解其中“向哲濬”和“梅汝璈”的过程中，他与“东京审判”不期而遇，两位中国检察官和法官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也让他很快拿起画笔，进入再现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梦境”。

为了梦境成真，李斌踏上了“打捞历史”的艰难创作之路。没有人告诉他11位法官、11位检察官、28名战犯、数以百计辩护律师和证人脸长什么样，高低胖瘦；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系统总结两年半的审判全过程及其浩瀚细节。为了给400余位相关人物建立各自的图像档案，他远赴海外，去日本国立公文书馆（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等世界著名档案馆扫描、复制、自费购买了2500余张图片。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联合交大出版社采集的近7000分钟美国影像资料，更是成了他无数次悉心琢磨的关键素材。

为了实地感受东京审判的现场感受，他又回到阔别多年的东京，参观东京审判原址纪念馆（市谷纪念馆）。就在倾听日本讲解员的介绍时，他惊讶地发现日方格外渲染当年印度法官帕尔（Radha Binod Pal）“主张战犯无罪”的反对意见,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结果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创作《东京审判》的决心，并且触动他在画作中如何客观、全面表现各种意见的思考。

东京审判中的印度法官帕尔（左：画作；右：照片）

单纯的历史学家与具备历史意识的艺术家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前者主要关注于文字工作，而后者不仅是视觉呈现的专家，还要具备历史考古学者的专业素质。而《东京审判》的创作，证明李斌就是这样一位具备高超绘画技艺，又有契而不舍定力的学者型艺术家。

除此之外，李斌更像一位正义斗士，他要“用他的作品来当面与日本右翼势力辩论”；“他的作品必须以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来再现历史现场，而杜绝一丝一毫的政治宣传”（沈嘉蔚语）。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另辟蹊径，用中英日三种语言把“庭审记录、判决书文字”以及相关历史照片等均以原貌直接印刷在画面上，包括印度法官帕尔“战犯无罪”的异议也得到再现。这种客观平和的处理，不仅使《东京审判》具备更加丰富的史学内涵与思想张力，并且具有“事实胜于雄辩”的历史穿透力。

从各方面的回忆资料来看，起初李斌并不知道《东京审判》究竟要画多大的尺幅；要花费多少脑力、体力、财力、物力；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在2015年开始动工时，李斌与其创作团队计划3年左右完工，但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东京审判》的艺术形式也从10幅“组画”变成了百米“长卷”，最后定格为176米长的“文献式全景画”。一系列的变化显然大大增加了创作难度与强度。

《东京审判》在中华艺术宫展出（2018年）

经过反复打磨，到了2018年11月，为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东京审判》在上海中华艺术宫正式展出，彼时的画作已经呈现出172米长、4米高的完整形象。画作中展示了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被告、辩护律师、证人、法庭工作人员等各类人物450多位，加上重复出现者，共计描绘出633人。

《尾声——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白框内）

然而，到了2025年8月，原本已被认为完工的《东京审判》，再次被李斌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改，在原来的“开庭、审判、判决”三板块后面又增添了“尾声——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部分，于是《东京审判》的长度就变成了176米，描绘的人物也增至644人。

《纽伦堡审判》（长度18米，高度4.0米）

这一次的改版，起因是李斌在2024年又创作了一幅全景画《纽伦堡审判》，成为《东京审判》的姐妹篇。这一幅新作的突破，在于增加了“前因后果”。“前因”，即突破“以往重大历史事件画作多以在场人物为描绘对象的惯例，画中出现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这些虽未在庭审现场露面，却对审判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幕后人物’”；“后果”，即在画面背景出现了“联合国确认纽伦堡法庭认定的国际法原则”。

这一突破的意义被李斌的多位好友（如：汪澜、沈嘉蔚）高度认可，并建议他按照这一思路对已完工的《东京审判》进行相应的修改与提升。好友的建议得到了李斌的积极响应，于是他一鼓作气，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成功地将《东京审判》增加为包含四个板块的文献式全景画。

至此，李斌的《东京审判》终于梦境成真。令人赞叹的是，李斌在付出了十年的千辛万苦后，除了收获《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还同时完成了《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1945.6.26》和《九二受降图》等四件传世巨作，构成了总长度达到220米的“二战终结系列全景画”。毫无疑问，这是李斌为推动世界和平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李斌创作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画作，看似是自己“立项”，自己“构思”，自己“动手”的单打独斗，但他以超凡成果，精进态度形成的强大气场，也不断吸引了艺术界、文教界、新闻界、外交界、司法界等各界有识之士和机构与其深度合作，给予他强大的支持，最终将一种“个人行为”演化为一个“集团合作”的成功案例。

三、李斌描绘的“清华人”

众所周知，由于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高度关联，“清华”二字早已不是一个教育机构的简单缩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缩影，“清华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都曾留下过特殊的印记。

在李斌的历史题材创作中，无可避免地也与清华“遇见”。引发创作《东京审判》的灵感，就起源于他在《正义路壹号》中“遇见”的两位清华人：向哲濬和梅汝璈。

东京审判时期的向哲濬（左）与梅汝璈（右）

向哲濬（1892—1987），湖南宁乡人，1917年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2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先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26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回国进入司法界服务。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过程中，向哲濬起先是被中国政府派遣担任法官，但他考虑到起诉惩治战犯，检察官责任可能更为重大，故此推荐了同样具有英美法学背景，精通英语的清华学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检察官一职。他在组建富有战斗力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广泛收集各个战犯的罪证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出色完成了历史使命。

向哲濬在东京审判的形象（左：照片；右：画作）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开庭过程中，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环节维护中国国家尊严，促成了大体公正的判决结果。

《东京审判》中的梅汝璈形象

在东京审判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两位清华人在检察与执法两条战线上密切配合，不辱使命，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敢于执法的担当精神，进退有据的斗争智慧，赢得了各国同行的赞赏与尊重，为中华民族争得荣光。

《东京审判》中的梅汝璈（左）与向哲濬（右）立姿形象

在《东京审判》的巨作中，李斌对两位中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描绘极为用心。最终定稿中的梅汝璈形象出现在四处，向哲濬形象出现在两处。据李斌自己透露，“向哲濬的形象，大的修改就超过六次”，在“审判”部分的“法官与检察官群英图”中向哲濬的位置显著，双手背在身后，挺胸昂首目视前方，显示出坚定沉稳的气质，与其在东京审判中的实际形象相吻合。

《东京审判》中的法官和检察官群英图（法官11人；检察官11人）

这个画面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梅汝璈与向哲濬在横向布局上是处于同一条纵轴上，都在右面第五位，并与国旗排列顺序一致。这显然是画家的特意安排，隐含了两位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遥相呼应、同心协力的艺术寓意。

四、并未结束的“东京审判”

2021年10月，我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首次实地观摩了李斌的《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1945.6.26》和《九二受降图》两幅原作，产生的心灵震撼激荡至今。

《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1945.6.26》（长度14米，高度3.5米）

观摩中我也对画作中表现的三位“清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吴贻芳（1893-1985；1925年庚款津贴生）；出席“九二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朱世明（1902-1965；清华1922级）和王之（1906-2001；清华1926级）。

《九二受降图》（长度12米，高度3.05米）

此次，我在兰迪大厦再一次被这幅《东京审判》强烈震撼！虽然展出的只是长度52米的局部画作，但却是鸿篇巨制的关键部分，尤其是聚焦日本战后宪法制定的“尾声”板块，首度亮相，精彩绝伦。

裕仁（照片+画作）

这部分画面左下角的昭和天皇裕仁（Hirohito；1901-1989），被勾勒成右手举过头顶正欲脱帽状，结合微微前倾的身体语言，貌似表示歉疚之意，但与其在战争时期身着军装不可一世的“凶相”对比，却不由自主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这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装出来的“伪善”。

这种感觉突然带给我一种联想，那就是“东京审判”其实并未结束。事实上，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当年的审判确实没有追究日本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还让“731部队”细菌战罪行逃脱，制造“慰安妇”等反人类罪行也被掩盖……这一系列历史隐患显然都是当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风险不断被加大的重要原因。

李斌在创作中

与这种历史遗憾与现实威胁相对应，李斌的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同样也存在继续扩容修改的空间。或许有一天，新的“遇见”又会让李斌产生新的创作灵感，但又一次打捞历史的艺术苦行也将相伴而来。

五、结语

伟大的历史题材艺术品，不应是简单反射历史的“平镜”，而应是聚焦、辨析，并投射出超越时空光芒的“透镜”。李斌的“二战终结系列全景画”已经具备了“历史映射”的功能（提供基本的事实框架与时代精神），同时拥有“艺术升华”的飞跃能力（实现美学、哲学与普世价值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卓越潜质和巨大创作空间。

我们热切地期盼着这位学者型艺术家再创新作，同时也衷心祝愿李斌先生艺术生命长青！

（2026/5/20 撰写于上海）

注：本文撰写中曾参考李斌、沈嘉蔚、陈丹青、汪澜等人的专题文章，并借用部分网络图片，特向所有原作者致谢！

作者简介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5级校友、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