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布讣告，历史学家、《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于5月6日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唐宝林1939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之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专注于中国革命史研究，方向包括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以及“一二·九”运动等。

2013年，《陈独秀全传》出版。在书序言《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中，唐宝林称，陈独秀曾被扣上“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他认为：“此案是中共党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那么，这桩冤假错案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沉冤得雪？

1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考中秀才，曾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日本专门学校及早稻田大学。1901—1915年，多次因反清、革命活动流亡日本。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起任北大文科学长。

1920年在共产国际协助下，陈独秀领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书记，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直至1927年被免职，1929年被开除党籍。

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一文中，唐宝林认为，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以及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份文件。

这些决议及依据其制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以及1951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文献资料，给陈独秀扣上“十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唐宝林介绍，建国初期至1970年代，学术研究受政治决议和意识形态约束，陈独秀问题成为学术禁区：学者既不能深入研究，也难以讲述事实真相，只能进行批判。

尽管如此，部分学者仍尝试肯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人曾提到陈独秀的贡献，但多遭到批判或被贴上“为叛徒翻案”的标语。这种压力和封锁，使得陈独秀研究长期处于禁区。

除了学术环境约束，现实条件同样艰难。陈独秀与托派结合成立的中共反对派组织，其后期档案被封存为绝密资料，学者几乎无法获取。唐宝林早期只能依靠公开资料整理，并遵循党史学科的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

然而，随着研究深入，他逐渐发现部分事实与传统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当我对照档案材料分析陈独秀所谓的‘十大罪状’，发现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让我为难——如果发表研究成果，可能遭到批判，甚至受处分。”

2

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为陈独秀研究提供了契机。彼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档案管理尚未完善，唐宝林收集到较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及中国托派资料，“犹如发现了一座储藏量丰富的金矿”。

这些材料多为手刻油印件、小册子或私人通信，由于地下活动环境恶劣而得以保存。1949年之后，托派大多转入地下，1952年全国肃托行动中，这些资料被彻底清查、整理并封存。获得资料后，唐宝林与学者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并准备出版。

1980年，唐宝林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随后又运用整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刊出《试论陈独秀与托派问题》，批驳陈独秀与托派结合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点。

1981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被五四运动警醒的人，后有一部分进入共产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这为学术界提供了官方认可的历史贡献，也为进一步研究打开了空间。

随后，“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认知。1984年3月，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

然而1984年《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初稿完成时，早先爆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成立”的观点被列为学术“精神污染”，出版受阻。

1989年，唐宝林与学者们成立“陈独秀研究会”，推动研究与正名工作，并创办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研究会逐步推翻“九宗罪”，仅剩“右倾机会主义”，因资料不足暂时无法撼动。

3

突破出现在1994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出版，首次公开了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的绝密档案。

档案显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革命、被迫接受国民党合作命令，以及斯大林如何将失败责任推给陈独秀，从而彻底推翻“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

“十宗罪”揭帽后，正名随之完成。1999年初，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专家开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征求意见。唐宝林对照新档案资料提出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意见，主持修改工作的党史研究室领导明确：“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

1999年底，“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作家袁鹰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为题，发至中央及各省市领导手中。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2002年出版时，仍将陈独秀标为“右倾机会主义”，经唐宝林提议，在党史第二卷再版时，改为“右倾错误”，标志着对陈独秀历史评价的修正。

唐宝林的研究和整理，使陈独秀从被扣的十顶帽子逐步揭去，历史真相得以逐渐显现，也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和方法示范。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参考资料：

唐宝林，《摘掉陈独秀的帽子》，《百科知识》，2004.3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王复安，《唐宝林谈陈独秀》，《晶报》，201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