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的主力结构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是蒙古人。除了最高统帅伯颜和少量蒙古骑兵之外，绝大部分作战力量是汉人，尤其是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征调的汉军。在那个时期，蒙古的精锐部队已经被分散派往西亚、欧洲各地，留下的部队虽仍具战斗力，但随时间推移逐渐腐化和稀释。毕竟统治地域辽阔，权力与财富的集中自然容易滋生腐败。

在作战策略上，蒙古骑兵的优势并非无懈可击。第一次交战，如果在白天正面硬拼，胜算几乎为零；但如果选择夜间奇袭，即使兵力有限，也能凭借出其不意获得生机。第二次交锋同样如此：白天作战必然失败，因此明军选择先消耗敌方体力，再在夜间直击敌人核心，这样不仅规避了骑兵的昼间优势，还能以少胜多。关键在于，明军士兵虽然人数不多，却善于利用夜袭打击敌军首脑，从而将蒙古骑兵的优势彻底封锁。

明朝北伐时所使用的战马，大多源自元朝的遗产。元朝建立后，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建立了广阔的马场，饲养了大批战马。这些战马最终归入朱元璋麾下，为汉族义军提供了足够的骑兵力量。以八旗军的作战力来对抗明军，几乎就像是切菜一般轻松。根据《三垣笔记》的记载：北兵入侵，连破数十城，无人敢抵抗。孙总督传庭也曾记述，我麾下百战兵，为流贼望而胆落者，遇北兵辄股粟。偶一日，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兵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驱营中妇女百数十出……我兵数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践死者甚众。可见，明军北伐时所面对的压力极大，但最终战绩辉煌，也凸显了其士气和战斗力的非凡。

明军北伐的对象主要是蒙古铁骑，如鞑儿湾之战、沈儿峪之战等重要战役，对手全是精锐骑兵。然而，经过多年战斗洗礼，明军早已锤炼成一支精锐部队。鞑儿湾之战中，蒙古骑兵无论在地形、装备还是人数上都占优势，还企图凭河流阻挡明军进攻。但明军仍在劣势条件下渡河冲锋，将蒙古骑兵击败，这充分展示了明军的勇气和战斗力。作为一支民族革命军，明军每名士兵都对蒙古统治的残暴怀有深仇大恨，加上徐达、常遇春等名将统帅，蒙古铁骑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所谓鞑官，是指归顺明朝的蒙古人群体，最初数量并不多。随着明军在华北河南的胜利，这些蒙古人逐渐归附明朝。但若说明朝骑兵的主力是蒙古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少数民族之所以善于征战，是因为他们未受儒家思想的制约；然而，一旦被汉人文化同化，其战斗力就会逐渐衰退，几十年甚至百年后便不复昔日锋芒。

宋代表面上强大，实际上经不起内外消耗。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宋代弊端在于沉兵与沈吏。外患频仍，宋兵一百五十万众，耗费粮饷甚巨，而这些军力主要来自壮劳力，使得农村生产力下降；文官体系庞大，每年进士人数远超唐朝几十倍，进一步消耗国力。宋军虽勇，但将帅权力分散、无法集中使用，终难抗衡蒙古的侵袭。 在蒙灭宋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并非弱者。蒙古能够征服亚欧各国，本身就说明其军力异常强大。南宋之所以最终覆灭，更多原因在于蒙古军队的实力过于雄厚，而非汉人能力不足。尽管如此，元朝统治中华的时间相对较短，最终仍由汉人重新夺回政权，这也表明中华文明并未消失。相比之下，金国、西夏、中亚各国、欧洲列国、阿拉伯帝国等没有儒生体系的国家，也同样在短时间内灭亡；南宋与蒙古抗争近半个世纪，是所有被征服国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 元清时期，中华文明仍得以传承，虽文化不等同于汉人政权，但文字、制度、价值观、风俗习惯和饮食等方面都延续下来，影响至今东亚各国。中华文明是一种综合性文明，就如西方文明涵盖美、英、法等国家一样，不能简单等同于儒道思想。 骑兵作战具有速度和机动性优势，蒙古初期凭此征服大宋，而宋朝缺乏战马，只能以步兵方阵应对，辅以先进武器来抗衡蒙古骑兵。欧洲由于骑士文化，马匹的速度与耐力有限，也难以有效克制蒙古骑兵。到了蒙元中期，由于统治者以良田牧马，义军很容易获得战马，蒙古骑兵的优势不再明显，加之组织能力不足、作战意志减弱，其可怕之处便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