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丽的建国初期，虽然唐朝已经灭亡，但唐代的儒家治国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依然深刻影响着高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唐代的御史台制度，在高丽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深厚的根基，并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创新。

高丽在建立初期，曾经历过骨品制崩溃的历史变革，这一过程让大臣们的政治力量日渐增强。没有强有力的监察体系作为约束，导致了光宗时期的独断专制，以及景宗时期的权臣滥权现象，国家政治形势变得混乱不堪。对此，成宗时期的高丽为了避免王权和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决心引入御史台制度。唐代政书《贞观政要》提出了以君主为政治中心，接受臣僚谏诤的政治模式，这一理念恰好符合高丽当时寻求政治体制变革的需求。从这一点来看，崔承老基于《贞观政要》的精神，制定了时务策，显示了这本书对高丽统治阶层的深远影响。

在成宗年间，高丽政府借鉴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进行了官制改革。后来，又吸收了宋制的精髓，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组成了中书门下省（最初名为内史门下省），并设立了枢密院，负责处理文武大权。这一改革开创了宰枢两府体制，其中内史门下省的副官——中书令，虽然职权虚化，但仍是宰相职务的重要一环。高丽的台谏制度也深受唐代影响，由中书门下省三品以下官员组成的郎舍或省郎，担任谏官，掌握着封驳、谏诤、署经等权力，与御史台共同负责百官的监察。高丽的御史台不仅负责纠察百官，还与谏官一起拥有重要的权力，像是封驳和署经的权利。御史台所承担的职能，和唐代一样，都有弹劾百官的责任，当然这一过程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

显宗时期，御史崔延寿曾因弹劾中书门下省的重要官员李作仁而震动朝廷，展现了御史台的权力和影响力。尽管唐代的御史台在执行职务时，更多地担任着皇帝耳目的角色，确保国法的贯彻与纪律的维护，但在高丽，御史台的首要职能却是言辞犀利地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其次才是担负纠察弹劾的职责。

高丽的御史台和唐代的制度相似，都是中央的监察机构，但职能上却有所区别。唐代的御史台主要负责国家法令的执行和权力的平衡，是君主政权的左膀右臂，而高丽的御史台则更多地承担了议论和监督时政的责任。高丽的御史台通过与中书门下省的谏臣联合，拥有了审核官员任命资格的权力。无论是官员任命还是国家重大决策，都需要御史台与谏官的共同批准，才可以正式生效。

例如，刑部官员尹贤曾因受贿而作出不公判决，御史台通过弹劾他，最终让其无法再继续担任职务。更为显著的是，当尹贤在要求御史台签署其任命告示时，台官坚决拒绝，哪怕他用尽手段请求和托人来施压，依然未能改变御史台的立场。

不仅如此，御史台还享有驳回国王命令的权力。明宗时期，尽管地方按察使将贪官污吏押送至中央惩处，但国王却从轻发落，这一决定遭到了殿中侍御史晋光仁与其他台官的强烈反驳，最终他们成功推翻了国王的决定。

与唐朝的皇帝相比，高丽的国王在行使最高权力时，面临了更为强大的制约。御史台不仅可以与谏官一起行使封驳权力，否决国王的决定，而且在重大决策中，国王还需与宰枢二府及御史台共同商议、裁定。在这种权力架构下，高丽的御史制度便产生了不同于唐代的特点。高丽御史台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平衡上，而非像唐代那样着力于中央官僚机构之间的权力博弈。因此，尽管御史台的权力在高丽更大，但同时其他行政机构的权力则相对较弱，职能也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

在高丽的政治体制中，御史台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了制约权力滥用、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