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嚣张扩张的时期，包括军人，军属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将近日本国内总人口的一成左右的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缘由搭乘着殖民主义的“大船”浩浩荡荡地移居海外。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些“大船”也随之仓皇撤退。“遣返”，这个在人们狼狈撤退中所形成的轨迹，仿佛是一道不堪的历史的“疤”，人们对它的分析和探讨也总是停留于浅尝辄止，学界对遣返体验的历史性的思考其实也并不多见。

本次推送中，作者成田龙一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通过解读日本战后问世的各类“遣返”体验的书写，试图直面“遣返”问题的这道历史的“疤”，并揭示其背后的隐蔽的秩序机制。作者首先将遣返体验作为从发生殖民行为的“外地”回到“故乡”的事件来看待，其次又把遣返体验作为有关性别和“家族”的体验的历史问题来描述，将“遣返”的过程所包含着众多的层面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察，随之生动浮现的是“遣返”问题所折射出来的近现代日本社会的种种矛盾与执着。

一、"遣返问题“的构成

据说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包括军人、军属和普通平民在内的海外的“日本人”共有约660万人。当时日本国内本土的日本人口共有约7000万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内总人口的1成左右。截止至1946年年底，共有500万以上的日本人被遣返回“日本内地”，那之后一直到1958年“遣返”一直在持续。有关遣返行动中人们的体验，除了遣返援护厅《遣返援护记录》（1950年、1955年、1963年）作为公开的记录被刊出外，至今仍有大量的手记问世。而且，在有关战前、战后的通史中，都特别辟有关于“遣返”的专门介绍。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在如此众多的关于遣返体验的描述中大多止于当事者体验的描写，对遣返体验进行历史性的思考、并试图从分析的视点接近遣返体验的研究其实并不多见。除了若槻泰雄的《战后遣返的记录》（时事通信社、1995）、加藤阳子的《败者的归来》（《国际政治》第109号、1995）之外，很难说学界已经对有关遣返体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历史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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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続々・引揚援護の記録』

厚生省援護局 編，クレス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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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引揚げの記録』

若槻泰雄，時事通信社，1995

关于“遣返”问题的种种相关的资料，包括当事者手记在内，已有相当部分的文献被刊出。但是，这些文献还不能说真正从史料性的角度来接近“遣返”研究。毕竟，“遣返”的体验还深深地留在当事者的心中，至今还有相当难以言表的空白。始于1981年的“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的“正式来日”也提醒我们战后“遣返问题”并没有完结，并且仍以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存在着。随着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而发生的“遣返问题”，正是人们经历的从大日本帝国的崩溃向新的世界秩序的迈进的经验。在这里，我想就“遣返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遣返体验”是如何被记载并存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的进行探讨。希望我在本稿的尝试能够成为对“遣返问题”历史性考察的引门砖，并借此提供给大家“遣返问题”的考察体系。

确切地来说，在“遣返”体验发生之前，应该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向殖民地当地“前往”的行为。但在有关战后遣返问题的论述中，往往只对这一“往返”过程的“返”较为重视①。关于遣返问题的情况，不只是认识问题，叙述性资料和史料也有相当数量由当时的厚生省援护局以及接收遣返者日本内地的援护担当官厅等“出口”（“返”的担当场所）负责。函馆援护局《函馆遣返后援局史》（函馆援护局、1950）、佐世保遣返援护局《佐世保遣返后援局史》（佐世保遣返援护局、1951）等各个援护局制作的“局史”的叙述成为把人们的遣返体验作为“返”的场所来把握的典型。另外，像台湾协会的《台湾遣返史》（台湾协会、1982）按照“遣返”区域把“遣返”描述进行分类 ②。

不同的关于“遣返”的对应词具有不同的含义。一般我们较为常见的是，在“殖民”行为的语境范畴中所使用的“遣返”。在这种情况下，“遣返”的含义为，从各个殖民地被遣返回“故乡”。另一种情况是，相对于军人、军属的“复员”③的平民遣返、疏散的行为。关于“扣留”，主要包含从“满洲”和朝鲜半岛被遣返回国的意思。关于围绕“残留”“留用”等话语展开的遣返的讨论，着重点在归国的结果事实上。而通过“援护”的话语表述展开问题时所引发的是对于作为既成事实的遣返的对策、政策的问题。如上所述，遣返的话语表述具有多种含义。比如有通过“扣留”的话语描述的西伯利亚收容所体验的人，经过西伯利亚遣返后回到日本。在此就很难简单地把“遣返”和“扣留”的体验割裂开来。我们在考察660万人的体验时，有必要对“遣返”的概念进行再定义、细分化、剖析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思考④。换言之，因为有必要对“遣返”、“扣留”或者“复员”等概念进行再定义。至今为止的“遣返”“扣留”等概念的用法，通过战后被遣返回国者怎样重归日本社会可以进行区分、分类。遣返的体验，因为当事人的位置、立场、阶层、性别、年龄、前往的地区、遣返时期以及因在各殖民地负责遣返、遣返事务的管理国的不同而各自呈现不同情况⑤。我们在考察遣返问题时应尽量注意到上述变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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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函馆遣返援护局返回日本的驻俄罗斯纳霍德卡的日本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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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做遣返者援护志愿服务工作的 函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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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广岛宇品遣返援护局返回日本的驻新加坡的日本部队

1946年6月27日

在此仅试举一例。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向中国、“满洲”、“南方”的大使馆发出讯令，对“居留民”尽量采取“安抚定居”的方针。因为此讯令的发布，在“满洲”和朝鲜半岛，居住民与逃难难民之间，因为遣返和移动至遣返地点的经历相异，两者的体验之间存在不能用“遣返”体验来简单概括的差异。在有关遣返经历的记录中，时常可以看到在遣返过程中“日本人”同胞之间的反目，部分原因恐怕与有赖于集体行动的难民的逃难生活有关。另外，居住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有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与自别的地区移动而来的逃难难民之间的同胞的矛盾。总的来说，不论是居住民还是作为逃难难民的日本人与殖民地当地的居民－－比如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关系非常不同。其中因作为逃难难民的日本人与当地居民并不拥有恒久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经历大多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开始被区分为居住民与逃难难民的日本人，最终都从殖民地“撤回”到了日本。

同时，我们注意到 ，记载战争体验的手记，通常因为执笔时期的不同而在描述着重点上有所不同。我们在粗略地观察关于遣返体验的手记的时间变化时可以发现，在1950年前后有遣返体验的当事者们留下的手记最集中，这些是遣返体验刚刚结束的时期的执笔并刊出的。其中包括，藤原てい《流星依然闪烁》 （日比谷出版社，1949），以及赤尾彰子的《握着石头被追赶》（书肆ユリイカ，1949）和森文子的《出逃行》（开显社，1948）等，都对“遣返”体验的记忆与历史画卷产生巨大影响⑥。另外，1953年富士书苑出版了《秘录大东亚战史》（全10卷），在其中的“朝鲜篇”、“大陆篇”中，收录了自这两个地区的遣返手记。手记的作者为赴殖民地实施统治的殖民者，内容以强调遣返体验的艰辛苦难为中心。然而到了1960年代，关于遣返体验的手记渐渐变少，可以考虑到的原因是，遣返的体验者们已经在“战后”的气氛中不得不为生计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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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

藤原てい，中公文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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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録大東亜戦史＜原爆国内篇＞』

富士書苑，1953

197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1980年代，有关遣返体验的手记又一次激增。在1970年代初，杂志《潮》（1972年7月号）组织了战后遣返的特辑，从1969年至1973年，富士书苑出版了《大东亚战史》（全10卷）。通过“随军记者带给我们的报道文学的决定版”进行宣传，在此书的“朝鲜篇”（池田佑(编)、1973）中，收录了藤原和赤尾的手记。从这一个时期开始，“殖民地第二代”们也开始讲述他们的遣返记忆和体验。在1980年代，作为“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在战时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存在被大幅地报道，以此为契机，出现了许多对遣返问题和导致这一结果的整个殖民过程进行考证的专著。其中包括井出孙六的《无尽的旅程》（岩波书店、1986），颇具代表性。像长野县开拓自兴会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的《长野县满洲开拓史》（全3册、长野县开拓自兴会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84）一样，追溯了在“满洲”生活的许多个人的轨迹。有关遣返内容的手记的大部分，都执笔并被刊行于80年代以后。与在此之前被刊行的手记的比率约为7：1，并且自费出版的占多数。另外，被父母牵着手被遣返的一代人的手记也被刊行，如果加上自传中作为个人历史重要部分留下的记载，数目就更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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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亜戦史』（ 全10巻 ）

富士書苑，1969∼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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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わりなき旅：「中国残留孤児」歴史と現在』

井出孫六，岩波書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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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県満州開拓史』

長野県開拓自興会満州開拓史刊行会 編/出版，1984

在这里，想指出两点。一、有关遣返经验的手记中多数把遣返体验作为夹在战时和战后之间的体验来描述，描绘的重点被放在遣返经验的悲惨上。相对于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当中，比如石原吉郎的《望乡与海》（筑摩书房、1972）和香月泰男的绘画《西伯利亚系列》（1960−1974）都给我们抛出了思辨与存在的命题。遣返者的体验也必须面对诸如什么是“家族”等存在性的命题，关于此问题有待在被留下的手记中做进一步探讨。二、关于手记的记述方式。如果把遣返的时间作为第一时间的话，那么与记述第一时间的第二时间之间，有必要进行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环境的调和。从50年代开始至80年代以后，应该说得到了一定的调和。对遣返体验的记述行为本身总是处在发生遣返的第一时间与记述它的第二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当我们考察遣返体验时，同时要考虑到体验被忆起、记述的第二时间。在历史学当中，我们通常在作为“现在”的第三时间和时间发生的第一时间的关系中对历史进行考察。但在此，我们也要重视体验被记述的第二时间，有必要在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述的时间/“现在”这3个时间的关系中，也就是第一时间/第二时间/第三时间的宽度和关系中考察遣返体验的全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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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郷と海』

石原吉郎、みすず書房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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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吉郎（1915~1977）

诗人。出生于静冈县伊豆土肥村。1938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德语贸易学科。1939年受召入伍，1941年被派属到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战败后曾辗转于西伯利亚各地的收容所。1949年2月，以反苏・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被判处25年的劳役。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12月被特赦回国。随后1954年起开始陆续向《文章俱乐部》等杂志社投稿，并在次年创办诗刊《罗西南多》。主要作品集有《石原吉郎詩集（現代詩文庫）》（思潮社，1969），《石原吉郎詩文集》(講談社文芸文庫，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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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シベリア・シリーズ）』

山口県立美術館（寄託），1960

这样，我们在谈到“遣返体验”时，就有各种论点浮出水面。本稿作为关于遣返体验的序章，首先把遣返体验作为从发生殖民行为的“外地”回到“故乡”的事件来看待，其次着眼于把遣返体验作为“家族”的体验来描述。他 （她）们想要追究的是，“家族”的纠葛、“日本人”集团内部的倾轧、对各种关系性的困惑、执着。本文的目的是，对蕴含各个家族和故乡的故事的他 （她）们的体验的解读。这也是可以被视作是从社会性别的视点被抛出的命题。在此，之所以说可以从社会性别的视点考察遣返问题，首先是因为在马上要战败时，“满洲”和朝鲜半岛的男性通过“连根拔动员”被征兵到战场，“遣返”时的团队成员大多为妇女和儿童。并且，于1950年前后的手记大都出自女性之手。原因还不至于此，遣返行为本身就与社会性别问题有很大关联。就如约翰·道尔的《拥抱失败：二战中的日本》 (岩波书店，2004)所揭示给我们的ーー占领/被占领的关系，经常通过性别关系、性别隐喻被体现出来的。“遣返”的过程包含着众多有关性别的体验，剔除这些，就不可能做有关遣返的记录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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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上』 （ 増補版 ）

[美]ジョン・ダワー著，三浦陽一/高山忠明 訳，岩波書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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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北を抱きしめて : 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 下 』（ 増補版 ）

[美]ジョン・ダワー著，三浦陽一/高山忠明/田代泰子 訳，岩波書店，2004

二、朝鲜半岛的“停战”和“遣返”

让我们首先看看朝鲜半岛的“停战”和“遣返”，进而进入遣返体验手记的考察。之所以着眼于朝鲜半岛，是与遣返相关的地政学有关。不只是朝鲜半岛上的殖民者，曾经在满洲的日本人也有许多通过作为疏散地和避难地的朝鲜半岛被遣返回国。实际上，苏联军队在1945年8月9日攻入满洲后，日本人开始避难逃向朝鲜半岛。朝鲜总督府得到确切的“停战”通报是在8月14日的夜里。朝鲜半岛成为朝鲜半岛殖民者（包括朝鲜内部的疏散民）和来自满洲的避难民的遣返的据点，是考察“遣返”问题重要的场所。就像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们从那霍德卡、在满洲的人们从葫芦岛遣返，这两个地方成为遣返据点的象征一样，战败前后，人流涌向朝鲜半岛⑧。

日本战败，此前的朝鲜总督府设施被取代，在美国、苏联的占领下，朝鲜半岛的格局被重编。在朝鲜半岛约80余万人的日本人的遣返过程中，北部（约30万人）与南部（约50万人）之间呈现差异。在朝鲜半岛北部，除了工厂关联的居住者之外，从满洲来的难民，再加上从朝鲜其他地区疏散来的难民，使平壤的人口剧增，呈混乱状。《关于在朝鲜国人的遣返状况》⑨中，记载着北朝鲜的咸兴、元山（来自咸北），平北的各个城市、平壤、镇南浦（来自满洲）都涌进了避难民。这些“避难民”财产被没收，被迫开始在收容所里的生活，生活甚为悲惨。人们苦于传染病、营养失调，面临食粮和金钱的极度匮乏。——“日夜受到掠夺和强盗的入侵，妇女的贞操受到威胁，只能战战兢兢地度日”。至苏联军队进驻前，约有5万余人越过三八线，剩下的人们则付出诸多苦难越过三八线完成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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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朝鲜遣返人员的所经主要城市地区图示

另一方面，虽然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南部的遣返主要在1945年12月左右完成（《遣返援护的记录》），但因居民中不愿遣返的人不在少数，只在京城就留下了至少4、5万人。然而随着遣返命令被日益强化，1946年3月接受限三周内撤离朝鲜半岛的“严正命令”（《关于在朝鲜国人的遣返情况》），各地的日本人援助会在三月上旬被关闭，剩余者以“北部朝鲜归乡者的归乡事务”的名义继续工作，人数减至汉城约200人、釜山约1000人。

在独立运动和军队进驻的情势下，首先朝鲜半岛各地，以城市为单位出现了日本人结成的“日本人援助会”（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名称稍有变化）。汉城（京城内地人援助会/京城日本人援助会）、釜山（釜山日本人援助会）、木浦（木浦日本人援助会）等先后在南部结成，北部城市也开始出现。据森田资料的第2卷，京城内地人援助会于1945年8月25日制定规约，“本会由京城在住内地人组织，以内地人之间相互联络、协调、以及互助为目的”（第2条）（9月24日改组为京城日本人援助会，新设“援护部”，把援护事务提到前台重要位置，后来又设立了“文化部”和“卫生部”，其后又数经改组）。援助会在协助返乡事务的同时，也以保护日本人的生活、财产为目的，为在留者与军政厅交涉。至1945年11月为止，京城日本人援助会的“主要任务”是送出居住在朝鲜南部的日本人。到了“主要任务”接近尾声时，把在朝鲜北部的“日本人”接到越过三十八度线的南边就成为工作的中心。

“收容”和“遣返”从北边南下的日本侨民的事务，逐渐（替代总督府的后继部门停战事务处理本部）由援助会来承担。其主要的工作为，把从北部朝鲜越过三八线到达汉城的避难民分流到市内各个收容所住宿，在等待遣返列车期间，分配一定的“补助”，按遣返的顺序“分发”车票，把侨民们送上归程。另外，在朝鲜半岛有劳动经验的矶谷季次后来的回忆录《朝鲜停战记》（未来社，1940）中，留下了有关朝鲜北部的“咸兴日本人援助会”（1945年8月27日召开发起人大会，29日成立；9月，改称咸兴日本人委员会）的证言记录。好像前府尹（知事）占据着援助会的会长位置一样，朝鲜一侧的行政机关认为“援助会是以旧官吏为主要成员的组织，存有浓重的旧国家主义性格”，结果援助会的代表被迫频繁更换。援助面临的主要工作为，医疗、粮食、居住的供给等“避难民的救济”，被朝鲜一侧命令的勤劳动员编成。“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为日本人的救济，让他们平安归国”，矶谷这样记述到⑩。在北部朝鲜，因苏联军队、从日本、满洲撤回的朝鲜人需要住宅，日本人的住宅被接收，另一方面，从“满洲”和朝鲜半岛各地不断涌来日本人避难民。因禁止越过三八线，造成朝鲜半岛北部避难民的滞留。

这样，在朝鲜半岛，我们可以看到北部朝鲜和南部朝鲜的差异。进一步，居住者和避难民之间也产生差异。拥有地域根基的居住者，（特别在南部朝鲜）在“停战”后也希望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定居，而避难民则迫不及待地盼望早日归乡⑪。大幸一郎（第三代会长，经营电器商富士商会）的《有关平壤日本人会》（《同和》188、189号）中记载到：平壤日本人会在制作“日本人登录簿”时，以“满洲避难民”为“避O号”、平壤的居住民为“平O号”为区别，让“每个人在胸前别上有号码的胸牌”（但随后被苏联军队制止）。另外，在森田资料中第三卷中，刊有由三人执笔的《关于在平壤的满洲避难民团》，其中记载到：“满洲避难民团被传奢侈、挥霍，没有纪律，受到平壤当地居民的攻击”（石桥美之助，平壤满洲避难民团长，同上）。另外，曾作为平壤日本人会常任理事的石桥还指出“日本人会与满洲避难民团之间，还是存有隔阂”（同上）。从1946年初，从朝鲜北部涌入平壤的避难民较多，“平壤当地居民不予理睬，避难民被吸收入满洲避难民团，并配给了大米”。另外，相对于希望回国的避难民，“在住的日本人一侧有对土地的执着，生计不愁，没有显示出积极的“归国”动向”（同上）。

在前面提到的《朝鲜停战记》中，避难民作为他者被描述，“憔悴、褴褛的避难民”。具体被描画为“感觉萎缩、失去思考和行动的自发能力，甚至欲望和恐怖一样的本能也丧失贻尽”。这是在住者勾勒的避难民的样子。正是避难民的他 （她）们塑造了遣返体验的原型。他们·她们当中不乏拥有穿越三八线经验者，越过国境的“出逃”使他们的遣返经验达到极点。特别是刊于1950年前后的手记中，对此有着力描述。如果把体验分类的话，可以表述为，作为殖民者的生活 （暂时的收容所生活）→停战秩序下作为日本人的共同＝集体生活（在北部朝鲜的情况下，穿越三八线出逃）→到达南部朝鲜→返回日本“故乡”。一方面这种经验中，有与居住者和避难民都息息相关的共同性，同时，也可看到因体验的着力点的不同而显现的差异。

二、女性们的手记ーー遣返体验的记述

拥有遣返经验的女性们在归国后，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手记。在此就女性作者写于遣返体验还活生生的1950年前后的手记进行论述⑫。这一时期的手记中，受到广泛评价的有藤原てい的《流星依然闪烁》。大佛次郎为之加了序文后，此书至今成为遣返手记的代表作，塑造了遣返者的历史画像。1949年9月，经小石荣一导演改变为电影也引起巨大反响。在本章节中，首先看一下藤原的《流星依然闪烁》。在我们提到遣返的时候，实际上包含有多层含义。藤原从收容生活和逃行两方面进行了描述。

1 |《流星依然闪烁》的体验和记述

藤原てい随在长春中央观象台工作的丈夫（小说家新田次郎），于1943年4月来到“满洲”，带着孩子们，正广（6岁）、正彦（3岁）、咲子（1个月）一起生活。手记从1945年8月9日，苏联进攻“满洲”时开始写起。住在“官舍街”上的他们立即避难，藤原也意识到“作为母亲的责任”——“我是为了保护孩子才出逃的”。贯穿手记全篇的是，(1)作为母亲的角色意识和进行实践时的疲劳和不安，(2)围绕“集团”和“家族”的关系，(3)对“家族”和“日本人”等共同性的执著和因此而带来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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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てい与丈夫新田次郎（本名：藤原寛人）

藤原与之共同行动的是妇女和儿童的疏散团（观象台疏散团），像大多数的避难民团一样，这里也缺少男性。“失去所有依靠的自己” 在避难的铁道中，“昨天还以闲适、坦然的心情从自己安居乐业的官舍瓦房的二层向下望着院子的菜田”，藤原这样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情。在遣返的事后，也就是，尽管是在第一时间后在日本写下的手记，然而她并没有言及对作为殖民者的自己的位相的探讨，只是着重于描写“作为3个孩子妈妈，在货车上精疲力竭的自己”的经历。

藤原一行在朝鲜半岛北部宣川的农学校被收容。这段收容生活成为《流星依然闪烁》中最初的完整的体验叙述。在此期间，藤原被禁止外出，生活的循环以孩子为中心，“每天一睁眼，立即想的就是洗尿布”。收容所的共同生活，是伴有来自“直面死亡的恐怖感”的“不安”，也就是随时有人身危险的生活。在遣返中，这种身体的疲劳和人际关系的疲惫相互影响，被从各个角度加以描述。在收容所，藤原所面对的困难是怎样通过对“归国”和“丈夫”，也就是“日本”和“家族”寄予希望来渡过眼前的难关。不论是在大的国家的·社会的文脉上，还是在小的家族的、个人的文脉上，藤原都面临全新的情势。但并不是通过创造新的关系，而是通过维持现状进行“逃避”。对藤原来说，收容所的行动单位是“家族”。在《流星依然闪烁》中，有围绕母亲和妻子的角色＝立场的插曲。例如，在收容所中与包括新田在内的男人们会合时，藤原感叹家又变成了“完整的家”。与他们的“有话说不完”的“家”相对，“失散状态的家族”真是“形影寂寞”。有夫妇和孩子的“家”是“完整”的家，正是这家使人克服苦难。对自己家族的优先，与集团之间产生了意见的分歧。随着形势日益令人“不安”，与“南下”的人们的共同生活中，成为避难民团团长、要站在集体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新田和优先考虑家族的藤原之间，开始有了争论。对主张“南下”的藤原，新田这样说到：

新田：”后面的各个家族怎么办？”

藤原：“现在这时候，难道还考虑得到别人的事？”

这里呈现的是，新田以集体 （＝公）和藤原以家族 （＝私）为优先的对立。然而关于这个对立，藤原则将其引向“丈夫因为习惯性的责任感和牺牲心，是否要把我们一家五口留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的方向议论。 藤原总觉得有什么“理由”使丈夫自己个人的自由为了集体中其他家族而遭到“束缚”。藤原曾向新田诉说到，“你只考虑自己的事情，根本是不考虑家族的一种偏见”，只是一种满足自己无聊的正义感和优越感”的行为。对于藤原来说家族是自己的根本，在与集体共处的同时自己 （＝个人）正在消失。

藤原出于对集体的不信任感，表露于其对抗和设防的姿态。在题名为《新的不安》的一节中也流露了对集体的不安。一团避难民被命令从农学校转移到一家独门院，在新的收容所里，藤原对疏散团 （＝集体）全无信赖，为了防盗，绞尽脑汁琢磨带出来的钱放在哪，这就是藤原的“新的烦恼”。得知别人知道了自己藏钱的地方，藤原愕然感叹——“自己的周围真是越来越可怕”。 避难民们虽然是被迫一起共同生活的，但毕竟是偶然结成的集体，并不是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走在一起。虽然有观象台这一共同工作场所的关系，但因女性家属们平时并不互相接触，也就没有亲近的人。现在被迫在一起只是共有战败避难的事实而已，并无任何根本的共同性基础。这样，对藤原来说，避难民团并不是抵挡外部的屏障，对内部的不信任感充斥头脑，手记中很大篇幅，都是对通过集体衍生的关系性的弊病的指摘。藤原的这种姿态在避难民团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包括藤原在内的人们是被凭空抛进了集体ー家族ー个人的关系被重新审视的空间中。然而，我们在收容所中 （第一时间）、执笔手记的时期 （第二时间），都没有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察觉，好像是刻意回避对“家族”和“日本人”的依赖和直面它所带来的困难。 到了10月，男人们被从收容所移送他处，这更加重了这种逃避的气氛。

藤原对男人们再次被隔离开这一事实是有着“大悟彻悟”的。在新田说出“直接回老家吧，孩子的事就拜托了”的话后，藤原依言行事。从另一方面说，这也让藤原下决心“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振作起来”，也就是觉悟到自己已经是女性家长。像从新京逃出时一样，藤原再次接过家长重任，并付诸实践。在家不得不处于流动状态的情况下，虽然藤原处于应对家族概念重新审视的立场上，但她并没有对家族概念和基准重新思考，而是走向强化家族概念的一边。与丈夫别离的悲切使她联想起关于家族的完全与不完全，让她觉得背负着“心”和“身”的双重困难。在手记中，频繁出现“为了孩子”的字句——“如果我是一个人，肯定乱树敌，怕要与整个团体吵个不停”。对藤原来说，避难民团中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被截然分开，甚至举出姓名 （虚构姓名）详细叙述 ⑬。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而不惜一切，藤原也身在其中。同时，藤原也承认“在我们的集体中还是有种像坚韧的芯子一样的东西”。大家死命地抓住那“没什么抓头的芯子”顽强地活下来。在手记中，对像这种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侧面也有所描述。尽管集体中的共同性并没什么基础，但手记中并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而是着重记述避难民团的“家族性”。

在收容所的生活中，作为藤原的自我认同的根据之一——“日本人”这一共同性，也受到三重的诘问。第一，来自集体外部的朝鲜人。第二，来自集体内部的成员。藤原实际上经历了分裂的“日本人”集团的生活，但在记述中，对于前者的诘问，采取了回避，对于后者则采取了遮掩的态度。第三，来自避难民团周边的定居在朝鲜 （宣川）的日本人，然而这一侧面在手记中完全没有出现相关的描述。

首先，手记中对朝鲜人的记述其实是较为模糊的。比如，男人们被移送走后“我们周围总有不三不四的男人瞎转悠。另外还有坏孩子躲在树后，一眨眼的功夫东西就没了”。但在这里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人一定是朝鲜人。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这一点，初版和后来的文库版在记述上是有所差异的。 在现在的《流星依然闪烁》的文库版 （中央公论社，1976）中，增加了初版没有的《不抵抗主义》一节，加厚了关于朝鲜人的记述 ⑭。在文库版中，避难民团被描述成“日本人”集团。“我们被叫做日本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谁会为它动气”，可是“我们如果叫他们朝鲜人，他们就非常生气”。再比如，手记中还提及到孩子们用石头砸住家的玻璃，“面相不好的男人”“没话找话的男人”等朝鲜人被描述成尽是做些不着调的事，决不能对之掉以轻心的人。在文库版中甚至还有“被包围在一群讨厌日本人的朝鲜人中间，遇到什么事都不奇怪”的记述。虽然藤原经历了由战败所带来的日本人和朝鲜人的位置的转换，“日本人”这一共同体被重新思考，但这一切在初版和文库版中，该问题都没有被认真触及。基本上在记述中，藤原以及其同伴们是作为从“满洲”来的疏散团体，在宣川的朝鲜人中没有知己朋友。文库版中甚至出现了“对接近我们的朝鲜人，我们都用很戒备的眼光看着他们”的描述。然而，在文库版的《颤抖的手和唇》 （这也是初版中没有的一节）中，记述了一边与“屈辱”斗争一边乞讨时，被“穿着白色朝鲜服装的主妇很亲切地鼓励”的插曲。 关于1950年前后和1970年前后对朝鲜人记述的差异，与其说是因为认识的转变，不如说是因为1950年前后对关于朝鲜人的描述有所顾虑造成的。在文库版中所加进的《草褥子》一节中就有在好像是朝鲜人的农家“借宿一夜”的描写。也有几个有固定名称的朝鲜人登场。比如，保安队的金与藤原的孩子们关系融洽，甚至给孩子们唱流行歌曲⑮。还有颇为明显的是，有几个在初版中没有明确姓名的朝鲜人，在文库版中也恢复了其姓名。

其次，手记中关于集体内部成员的描写中，藤原提及了避难民团中的对立和分裂。到了11月，避难民团的一部分北上投奔“满洲”的丈夫，避难集团就此彻底地分裂。另外，各个家族的形态的差异也是导致对立的产生的。围绕着配给和值班，也产生了相当的不满。在这之后的手记中，主要围绕着集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因为孩子而产生的争执展开的。与集团之间的不协调音是作为集团与家族的对抗与对立来描写的。当时藤原所处的情况为，支撑集团的“日本人”的根本基础无法被归结在一起。藤原被分配为副团长，负责与日本人会本部和保安队的交涉、配给以及预算的工作。可是，记述中并没有描写对外工作，而主要是描写内部的争执和不满。在《流星依然闪烁》中，只记述了避难＝疏散的情况，没有涉及居住于当地的日本人与以他们为中心的日本人援助会的工作情况、苏联军队和朝鲜人的情况。当然作为孤立集团的避难民团可以举出信息不足的原因，但也还是要指出手记的视野只在集团内部，局限于集团和家族之间。作为副团长，藤原也经历了“日本人”的对立。在日本人会本部，各个团体的团长、副团长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筹划“归乡”的旅费、怎么跨过三八线等问题，但各个团队的步调很难协调一致。藤原因为考虑要“无论如何想法子用不太花钱的方式出逃”，所以想与某团队同行。但那个团队的副团长说“与你们这样的穷团队一起我们就麻烦了”。作为“日本人”的整体感正变得虚幻。那个团队把假的行程告诉藤原他们，然后偷偷地顾自出发了。藤原觉得这真是“日本人露骨的利己主义”。在避难民团内部也一样。 确定了大家共同分担“拖累大家手脚的孩子”的任务，但是“没有拖累一身轻的人”想先出发，策划了“脱退组”，避难民团面临分裂。藤原宣布，与“脱退组”了结清楚，“对这些人什么也不想说”，“这一年互相扶助、患难至今的观象台疏散团就这样在眼前分作两组，没有眼泪、没有别语、只是极尽非难、轻蔑的眼神望他们出门”。藤原自己也没有对脱退组的人行目送礼。

面对事情发生时 （第一时间），往往不太能把握事态所带来的意义。手记作为“事后” （第二时间）的记述，也没有就自己的团体为何成为避难民团这一事实进行追问。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藤原试图通过对“家族”“日本”的支持来超越眼前发生的事实。进而，由于事态对这一意图的根据提出了疑问，使“家族”和“日本”的内部产生对立，给藤原带来了不利。这样的记述反而强化了“家族”和“日本”的概念。可以看出，藤原没有把自身放在历史的射程中思考，只是陈述了环境的困难。没有把探讨的方向设定在“家族”和“日本”的外侧，使讨论变成以“家族”和“日本”为根据。在收容所这样非日常的环境中，即使她对由“家族”和“日本”构成的关系性深感困惑，认识到了以往共同体的基础的薄弱，但是，在“事后”的《流星依然闪烁》的记述中，依旧只是将对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束之高阁，只是把“家族”和“日本”之间产生的分裂进行了“事后的”修复而已。

2 |《流星依然闪烁》的体验和记述(再记)

在这之后，藤原的手记变成了跨越三八线逃行这一历史的记录。在《流星依然闪烁》中，记录着其中重要的一环。遣返者的形象经常被逃行者所替代，逃行的记述中也记载着所谓“家族”和“日本”的共同性受到质疑的事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事实通常被描写成需要通过“家族”和“日本”来寻求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手记中记录了的是在逃避行中围绕着“家族”和“日本人”这样的概念的藤原自己的内心触动。在逃行中，为了不被团体落下，要不断鼓励孩子。这也正呈现了那种置身于日本人团体的愤恨和又担心拖累大家的认识形态的表里关系。

首先，在手记中记录了藤原徒步穿越三八线时，藤原右手抱着正彦，左手拉着正广的手，背着咲子，脖子上垂着包袱，紧随着人群，在黑暗中一直跋涉着的状态。这时，藤原回述到——“自己不觉得，那时从嘴里蹦出来的都是粗声粗气的男性语言”。像这样，丈夫不在的家中，藤原只能接受男性——家长的职责，使自己男性化，同时也有“男性化后的心”这样的语言表述。承担家长职责者有所变化，但职责划分的线并没有改变，藤原就通过男性化从而代行了家长的职责⑯。

另外，这个集体是一个“群体”，在步行跋涉的过程中不是作为团队或者某个个人，而是作为拥有穿越三十八度线逃行共通性的日本人的团体被记述着。途中，在民宅中让快要冻死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暖和暖和。这民宅应该是一家朝鲜人的，但在手记中，没有详细言及。其实，比起日本人的团体，从朝鲜人那里得到很大照顾，可以好好地休息。在逃行的记述中，只是一味地出现“日本人”这几个字，处在漩涡的正中，还是认为“日本人”比较可以依靠，所以进行事后的追述。实际上，像终于与“崎山”再会并握手，感到“非常的力量”所描述的那样，记述的中心并非抽象的“日本人”，而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实际上，从“日本人”那受到了冷淡，从素不相识的朝鲜人那里得到援助。但是，被记述下来的是对“日本人”的依赖，没有指向遇到朝鲜人并被援助的方向。也可以考虑，没有记述具体的朝鲜人的名字，大概可能因为在逃行途中顾不上的原因，然而在手记中也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关解释。而且，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地呈现出来了，甚至在知道咲子还有活下去的力量时，手记中也出现了，“这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幸福”，“为了正彦和正广必须牺牲咲子，道理上明摆着”这样的记述。这正是对连“家族”的纽带也感到没有根据的心情的表白⑰。

同时在手记中，强调了被美军卡车救助的情节，以及对苏联军队的恐惧。藤原对美军抱有亲近感，在手记中写到，“正广、正彦都得救了，被美国救了”，“自从我来到这，已经不觉得不安。相信在美军的救助下，一定能平安回到日本”。可以看到手记中不断强调，藤原光是越过三八线就已经消解了“不安”，在进行这段记述时的第二时间里，虽然日本正处于占领下，却看不到对在占领行为中起中心作用的美国的任何敌意。面对北边的对抗，人们从南边和美国得到了安心的感觉，这与1950年前后的意识基本一致。在藤原的意识中，没有对于为什么一定要穿越三十八度线，以及为什么一定要受这样的苦难的问题进行诘问。在此只是强调“对把自己悲惨的样子暴露在他人面前感到羞耻”，也知道有很多同样处境的人，但还是从“只有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悲惨境遇中的自己真是卑下之至”的论点论述。不是对朝鲜人和美国人，而是对日本人的他人的视线非常在意。集团的外部和“他者”好像不存在，只是一味注意内部他人的视线并进行比较。在这当中，藤原到了釜山，并于8月乘船被遣返回日本。关于这一行程也通过以下的描写——“日本人之间，又是个人主义横行，极度陷入对人的憎恶，互相之间从眼神就能看出厌恶，发自心底的猜疑一直腐蚀至人性最根本的部分，蛆虫般地蠕动着”，对眼前的“日本人”进行了批判。“带着孩子的悲哀”的感情，通过对“公”的一味宣扬的反抗一下流露出来。在《流星依然闪烁》中，发生的事以时间为轴来记述，发生的事情都被标注上日期。但在“逃行”以后，记述被简略化了。关于遣返至何时为止的问题，根据当时家族的状况、那之后所选择的道路不同等因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藤原来说，一直到回到日本，都是“遣返”的过程。当到达博多港时，藤原感叹“先要好好地看看日本”，从“被青松绿树覆盖着的山上”看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同时也意味着共同性的对立中新的分割线的设定。对内地的日本人女性的发现。在博多港等待停泊检查时，藤原从来的护士的身上“红红的嘴唇和烫发”感到“久违了的女人味”，“好像嗅到新日本女性”，并且从中找回“作为女人的自己”。在收容所和逃行中被压抑的女性性别意识又被重新唤起。上岸之后，看到穿着和服、系着腰带的走路的女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原以为在战争中败北的日本的女性都像我一样褴褛不堪”。“日本的女人”中的差异——这里也显现了笼统地使用“女性”概念的无根据性。

关于“女性”的论点，在有关遣返的最终局面的遣返船只的记述中就被提出。被货舱长斥为“脏女人”，极受伤害——“对于女人来说，没有比被喊成脏女人更可悲的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残酷的声音”⑱。这是对男性性别意识的敌意的表现，也是至此为止作为女性家长的辛劳的感慨。到了目的地，作为家长的责任被解除，作为“女性”的感慨被重新全面唤醒。与男性/女性这一轴线一起考虑，在此女性同时被内地/外地所分割。从这个观点来看，这里包含着从收容所生活和逃亡生活被重新整理的可能性。但这之后，藤原重新一心扑进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没有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展开。相反，在手记中提到为妻之道被长辈们称赞，因为带回了孩子，“在亲戚中肯定把我当英雄看，但没有丈夫。所以我的家族不存在”，论点被回收到强化家族的地平线上。

藤原要面对的还有“故乡”諏访。在内地，想听“被闭口不谈的遣返故事”的人大有人在。在感受到“故乡的好”的同时，也遇到“好象要做给人看一样，自顾自地流眼泪的老太婆”。在此，内地的日本人意味着，被意识到的距离 （＝分裂）。藤原“想看看一直怀念的故乡是否一点没变”，在遣返者休息所迎来了叫我“我们家的人”的两个弟妹和双亲，手记在此处住笔 ⑲。遣返这一巨大的体验是伴随战败的自己位置的变化，并由此与新进入自己视野的“他者”再结关系，促使自己重新考虑至今为止的关系。从个人的层面来说，遣返的体验是直面家族、社会、国家的根本被同时诘问的时间和空间。是体会从具体的人际关系到集团存在的意义，都被重新审视的经验。但是，在1950年前后面世的手记，叙述主要集中在体验的小的状况，对避难民团中个人的评价和他们的执著被详细的描写，但也只是停留在插曲的水平上。事情的叙述的射程停留在短期，眼前发生的事情与大的文脉没有实现连动。对于自己陷于困难的批判，转向集团中的成员，顶多停留在工作现场的干部或关东军，再向前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涉及。与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接触也没有被当作考察的对象。三十八度线也没有作为是在新的状况下被设置的分界线，而只是作为妨碍自己“回归”的障碍物看待。所以，不管是在遣返的过程中或把它记录下来时（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比起战败与殖民者意识，还是度过眼前的困难的意识占了先。

这种结果与《流星依然闪烁》的成立的根本——面向谁讲述有关系。在“后记”中，藤原说到，“想尽量把我经验的记录留给孩子们”，书稿的封面写着“给孩子们”。本来是想向人们传达孩子们也进行了“悲怆的努力”，才开始记日记。但日记没有连接下来，就重新以“创作”的形式写下了这个手记。藤原把《流星依然闪烁》视作小说，“我执笔写下了以我的体验为主体的小说”。经过3次改写，除自己和孩子以外都采用假的姓名，“通过丰富的原型”“记录了那段悲惨的生活”。通过遣返体验不只是朴素地记录了时间的经过，也进行了体验的意义的考察。但毕竟是在作品是面向孩子们而写的基础上作为小状况中的家族的故事来叙述。另外，其他女性的遣返手记的构造和提出的论点与《流星依然闪烁》基本相似。以收容生活和逃行体验为记述的主轴，怀念着“家族”，心向“故乡”，确认自己是“日本人”等都被记述下来。与在“满洲”新京的满洲建国大学教授哲学的丈夫信三，3个儿子（惟彦16岁，克彦12岁，廸彦5岁）和女佣在“新京南郊的官舍中过着和平的日子”的森文子的《出逃行》也有相似的构成和论点。其中包括，对“家族”的信赖和怀疑，作为“日本人”的自负和失望，他者的不在和怀疑自己目的的欠缺，为了达到目的而强化角色的分担，对不在者的职责代行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部作品中，公与私的关系都被重新审视，自己在所处的状况中所应该优先的东西等也都被记录了下来。

三、赤尾彰子《握着石头被追赶》的体验和记述

《流星依然闪烁》的藤原作为带着孩子的母亲，其有关性别的涉及被隐在背景后。即使是言及了性别的森文子的《出逃行》也是选择将其作为遣返的要因，对于性别问题也是采取较为慎重地回避的态度——“我之所以选择从新京出逃是有理由的。是因为如果苏联军队入城的话，在毫无节制的占领兵的面前，很难保证我自身的纯洁。在这里不就此事项的性质进行详细说明，是有充分的顾虑的理由”。比起 《流星依然闪烁》以及《出逃记》，其他的手记中对遣返体验从性别的角度是有所涉及的。比如，写于1950年前后的未婚的赤尾彰子的手记《握着石头被追赶》，除了“收容”和“逃行”之外，也涉及了有关性别问题的见闻。赤尾当时是京城第一高的4年级学生，因为父母的疏散，1945年8月9日逃向三八线以北的永郎庄。但是，立即通往汉城的旅客货物一律被禁止通行，包括赤尾在内的“日本人”被收容在高城小学校。作为“收容所日记”，赤尾对在那里的“收容生活”按时间顺序给予了记述。在赤尾的手记中，涉及了藤原和森所避开的性别问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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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出行 (満洲叢書・祖国への道5)』

森文子，国書刊行会，1983

手记中记述了为传达“今天晚上交出4个日本人慰安妇”的命令给高城日本人会长，苏联兵大声喧闹的情景。“死一般的沉默中，一个女孩子迈了出来，接着另一个……。都垂着头，身影中，可以读出悲壮的决意。啊，那8名女孩子垂着头的姿态正是战败的日本的悲伤的象征”——在此，赤尾的见闻和传闻被记述下来，(1)苏联兵对女性的蹂躏，(2)女性的性别在此被作为负面的要因被记述。性别，在此作为男性（＝强者）对女性（＝劣者＝弱者）进行的单方向性的强制攻击行为的表征被概念化。赤尾在此对女性的性别只给予消极的负面的意义。(3)另外，此处描述中的“战败”与性别关系相重叠，苏联/日本的关系与男性/女性的关系相重叠，并且在此对应关系中前项被设定为对后项进行理不尽的攻击的存在。作为一种事后的的记述，胜者与败者的关系以性别排成序列，日本的男性则在序列之外。

赤尾接着叙述，在苏联兵面挺身而出的女性们“因为被知道不是职业慰安妇，而被放了回来”，但“什么时候，自己也可能被误认为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可见，在此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对以性为“职业”的“慰安妇”的女性的轻蔑，甚至想把自己与性别领域绝缘—自己不是“慰安妇”，在收容和逃行的过程中没有遭遇性的被害。在赤尾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听说，昨天深夜，被夺去贞操的一个女人用刀往自己的乳房下一刺，自杀了”，这样的对于他人的体验的性暴力的描述。对“直接或间接被强制做性服务的女人们”，作者表述虽然“可以很轻易地否定”，“但我并没有加以批判的勇气。现在只是希望她们能不自暴自弃，不作践自己，只是这么希望”。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把与性有关的女性“他者化”，从而使她们处于劣等地位。

对于遣返的妇女们来说，性暴力就存在于自己身旁。赤尾自己也有“午后，传来了上交扣留者中18岁到30岁妇女的全部名单的命令”的证言。通过“我们这些被扣押的年轻姑娘，好像是为了被捉弄才存在的……”的描写，来揭示收容生活——遣返中的围绕着性的紧张。通过“‘与其受辱不如去死’，这是我们不动的伦理”，记下了作为女性觉悟到的 （自己意识到）“伦理”。在此，女性性别被视作负性要因。在遣返这一败者的体验中，女性性别作为性别关系通过强者被显衬出来，胜者的男性则展现双重的强制性。“日本人”的男性只是对之不能防御的无力的存在，甚至被认为向胜者拱手送出妇女们。

这之后，赤尾的经历比较离奇。赤尾在“扣留的看管有所减缓”，被允许去分配的人家住宿时，抓住机会进行了“男装”。“垂下来的头发，用剪子从根剪下来”然后用推子剃光——一边说“这样不用再担心被当作‘女人’，甚至心情一下轻松起来”，一边又有“就这么从世上一下就消失的那个淘气的女孩！”的感伤。进入10月，物价上涨，“偷着带来的钱”越来越不禁花，“还有越来越感到作为女人的危险重压”，赤尾决定与“像石头一样结识的金”的儿子向京城“出逃”。这是二人扮作行脚商人兄弟的逃行，“扮成男装，并在此基础上再变装成行脚商的朝鲜人的自己”伪装成双重的他者 （强者和胜者），赤尾的意识中有些“心虚”，记述下了在高城离开父母时，“在这不能哭……我是‘男的’，而且是卖裙带菜的朝鲜人的儿子”。

在“逃行”中，赤尾与金的儿子失散，又被苏联兵抓住，被送入“拘留所”，再次被“收容”。在拘留所赤尾所体验到的是，(1)“作为掉不得一滴眼泪的‘男人’，想脱掉厚重的外壳，对着谁都行，趴在地上也行，真想痛痛快快地哭！”的体验。而且，考虑到“解手”的问题，水也不能尽情地喝，伪装成男性后的不自由被记录了下来。另外，赤尾也记下了(2)日本人男性的悲惨状况，“脏的没法看，好像一群乞丐——一个人也不差，都是日本人”。在被移送的仓库一样的收容所里，也留下“费那么大悲惨辛苦，也要回去的日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花园呢？”的记述，在此被观察的对象是男性。

赤尾“出逃”后回到高城，对自己掩藏“女性”性别有很大感慨，真实地记下了由于身为女性而受难和紧张的体验手记。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压抑女性性别而回避危机的手记中，体认到女性性别需要付出怎样的紧张。关于在遣返的大漩涡中所发生的性暴力，直至现在也没有出现当事者书写的手记。像赤尾的手记所显示的那样，大都停留在被自己回避的遭遇通过他者的体验作为见闻被记录下来。赤尾自己称自己为“难民”，在收容生活和逃行之后，赤尾这样记述到，“再怎么像男人那样行事，我毕竟还是个弱小的少女”。

有关遣返的问题体系其实非常地庞大。在这当中，不容忽视的是性别被特定化进女性的身体的事实，同时，这也是在遣返叙述中难以公之于众的部分。性暴力只是作为降临在他人身上的灾难，而绝不是作为自己的体验来叙述。赤尾通过变装不仅防卫了性别带来的危机，同时也经历了可以被叙述成为变装成为“男装“的体验。实际上，赤尾的手记曾两次被收进《大东亚战史》中的《朝鲜编》，在收录时的标题都是《守住纯洁》。不难看出，赤尾自身非常强地意识到这一点。

关于性别问题成为论点，从战败后京城的日本人设立慰安所也可以一窥端倪。在记述对苏联兵的不信任感的文字中，有一个特征是许多都与性暴力有关。这一点在对1950年前后的手记的中，也给人较深的印象。当时正处于冷战的正中间，对苏联的批判正日益严厉。这时，平壤满洲避难民团本部员小林贞纪 （中央日韩协会《停战后平壤的死亡者与龙山墓地》森田资料第3卷、1958）在有关从“满洲”到平壤的避难团体的报告中，专设了《妇女儿童被害》的项目。小林记述到，“对妇女儿童的暴行事件，相当程度上在北朝鲜被进行了宣传。但是实际上的被害程度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有关被苏联军侵害的情况，“当时也偶然发生了两三件，但各个收容所一下子紧闭大门，极力防备”，从12月开始，宪兵开始活动，“被害情况急剧减少”“进了第二年，妇女儿童白天也可以外出活动了”。据记载，平壤在整个期间的“受害”者大约在50名左右。

关于遣返者受到的性暴力，至今也没有来自当事者的告发。上坪隆的《死婴谱—遣返孤儿与被侵犯的女人们的记录》 （现代史出版会，1979），展示了以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成员 （泉靖一、田中正西、波多江兴辅等）为中心的二日市保养所的情况。这个保养所是“为非法妊娠堕胎的秘密医院”，由在外同胞援护会救疗部运营。二日市保养所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秋天，并不只是遣返过程中的小小插曲。 就像“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对于十五年战争和十五年战争的记忆很必要一样，二日市保养所的“强制中止妊娠”是关系到遣返历史认识根本的问题。上坪形容为“沉默的世界”——性暴力也许只是留在了受害者的胸中，但我们必须站在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来叙述遣返问题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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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子の譜：ドキュメント引揚孤児と女たち』

上坪隆，現代教養文庫，1993

这样，1950年前后被刊行的女性的遣返手记，成为切实体验的证言，记录了对收容生活个人的评论和因逃亡而变得紧密的“家族”的样子。与其身体的疲劳一起，在“日本”和“家族”的共同性中的对抗和执著使她们深深烦恼。当自己面对这一切时，并不是把对立作为对共同性批判的手段，而是通过强化共同性来克服对立。完成共同性所要求的角色分担对她们来说是种使命感，作为通过强化自身角色意识并通过实践逾越困难的局面的记录，遣返手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是通过强化性别来克服性别被诘问的状况的手记。特别是在事态发生的正中间的选择留给“事后”叙述语言时，没有与关系和角色分担的变革相连接，使这一问题被惯例的性别研究所回收。

对从1945年8月到第二年所发生的事态的历史性把握还很单薄，从中看不到作为开赴朝鲜半岛和“满洲”的殖民地的“日本人”对自身和自身位置的变化的认识。她们的体验是所属的共同体的崩溃和在此之上与“他者”的遭遇，是处于一种验证的立场。但手记中并不见“他者”，也没有败者的意识，更看不到力求创造新的关系的意识。例如，森文子记录了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时，受到来自朝鲜人的冲着自己乘坐的列车投来的“嘲笑和示威”。毕竟是“战败的残酷的现实”，但森接着这样叙述，“真是一群傻瓜，又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胜的”。尽管是战败后，在被占领的状态下写手记，但看不到对战败的认知。关于这一点，与作者对在车站看到“日本人”，感到“同胞真好！！感动沁入心肺”的表述相对，使用“鲜人”一词也是有关联的。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森文子在下逃亡决心的时候的“现在一个全新诞生的”我的叙述。森意识到与被支配＝庇护的“过去的我”不同，“像一匹雌豹必须护着自己的孩子活下去”的自己，主体性地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这提出了小状况中主体性关系的创造、判断和行动，但在记述中，并没有使这段体验与改变惯例关系相连动，没能推动对历史认识的改变。这与1945年至1946年的意识 （第一时间）， 以及1950年前后的意识 （第二时间）相关。 围绕遣返问题被刊行的，东京都在外同胞归还促进留守家族联盟编纂的《遣返者 留守家族的生活读本》 （东京都在外同胞归还促进留守家族联盟，1950）就不自觉地运用着“家族”和“日本”的概念。 在卷首的《给遣返归国的各位》中，这样记述到，“遣返归国的各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是辛苦了。替我们日本国民在异国所受的5年多的扣留生活，根本是伴随着国内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辛苦。想起这些，在不禁低首的同时，也想在此向跨越种种辛酸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0年前后，还有许多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藤原和森、赤尾在回忆自己的遣返体验时，眼前的议论是围绕着西伯利亚遣返的。在冷战的正中间，三十八度线带有象征意义，对苏联的批判很强烈。在“为了重建新的和平的日本，让我们为了建设民主日本开始强有力的前进吧”这样的召唤中，存在的根据本应被再三审慎的“日本”“家族”，就这样毫发未伤的又一次跳到了他 (她)们的面前。

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在战败事态下失去“特权”，在经历向收容经验等被占领经验的逆转中，对本来因身为强势群体、在非对称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不必特别意识的“日本人”意识，遣返者不得不以各种形式重新意识。在众多被提供的手记中，本应被视作是越境移动的遣返经验，被以表现为心向“日本”的“归乡”故事的国民性叙事所掩盖。另外各个“家族”有不同的经历，怀有不同记忆，各自行为的意义解释也不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家族”叙事就被强调了。在此，已经超越了家族的叙事被以家族叙事的方式描写出来。代理家长的意识被加进了遣返体验，在有关遣返的手记中，在自身的体验和体验的记述之间产生了错位。在通过手记这种“事后”的记述形式记录自身体验的“日本人”和“家族”的分裂的过程中，这一切就变成了“日本人”和“家族”的叙事。

四、遣返的女人们，那之后——记忆的差异和沉默

遣返的体验在“战后史”的展开过程中被记述，在定形“战后”生活的同时，遣返记忆的方式成为各自如何面对战后的表白。遣返体验以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轴、体验的时间—记述的时间—现在，这3个时间轴构成。所以，虽然不同“家族”面临同样的事态，但经常还是各自怀有不同的体验和记忆。藤原てい和森文子的情况下，夫妇之间也各自还有不同体验㉑。

另一方面，从1970年前后开始，以在遣返中还是被拉着手的孩子的人为中心，与藤原、森不同的世代的人们开始叙述遣返体验㉒。 （在1950年前后没能发言的）在朝鲜半岛和“满洲”出生的第二代，比如作为一名遣返者的森崎和江开始把自己的思索公诸于世。在朝鲜的大丘出生的森崎，以“在朝鲜日裔第二代”的体验为中心，展示了与第一代不同的认识，其中很多对体验的认识不是以遣返“手记”，而是以评论的形式展开对眼前日本社会的批判。比起“收容生活”和“逃行”，在殖民地的体验和遣返回国后的经历成为认识的中心，“要说起朝鲜，甚为沉重” （《两种语言・两种心》筑摩書房，1995、《与母亲祖国的幻想结婚》现代思潮社，1970），记述中织出了从正面对殖民地主义的思索。向“故乡”概念质疑，通过细致的作业过程对“日本”和“家族”概念进行了批判。B·德·巴里的《两种语言、两种心》 （《思想》866号，1996）就从这样的观点论及到森崎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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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つのことば・二つのこころ：ある植民二世の戦後』

森崎和江，筑摩書房，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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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崎和江評論集： ははのくにとの幻想婚』

森崎和江，現代思潮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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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崎和江（1927~2022）

诗人，广播剧作家。出生于大邱。1947年毕业于福岡県女子専門学校保健科。1950年开始参与以丸山豊为核心人物的诗歌杂志『母音』的同人创作。1956年开始为NHK福冈放送局的广播剧书写脚本等工作。同时也以煤矿，女性史，海外卖春妇等为主题出版发行了大量诗集。

同时，作为同一个世代、殖民地第二代的五木宽之一直到2002年才终于开始具体地叙述从战败到遣返的体验（《命运的足音》幻冬舍）。关于遣返的内容，有的没有被写下来、有的不能被写下来、有的经过很长时间终于可以写下来，是牵涉到各种局面的。甚至还有一些表现为“沉默”，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被付诸文字。1950年代被藤原和森、赤尾描绘的遣返画卷，就这样经过1970年前后森崎等的登场而展开新的局面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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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の足音』

五木寛之，幻冬舎文庫，2003

但是第一代的女性们，执著于自己的遣返体验，一边修正自己的体验，一边继续诉说着。森文子的《出逃行》在后来1983年经国书刊行会重新发行时，加进了《那之后》的章节，把“遣返”的时间设定为至丈夫和长子遣返回来为止。增补的部分执笔于何时并不清楚，对于森来说，回到日本并不意味着遣返的结束，这一部分是在以与家族的重逢为遣返的终结的认识上写就的㉔。另外，藤原てい在那之后，借每次演讲的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在已经出版的《流星依然闪烁》中的叙述。

对于在1950年前后发表遣返手记的第一代人来说，那段体验是说也说不尽的东西，手记也一直被增添内容、补加注释。在此，想继续着眼于藤原和森，试着探讨她们在遣返体验之后 （＝第二时间）提出的若干论点。

在森文子的《出逃行》的《那之后》一章中，森继续叙述着在日本时，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自己作为一根支柱，必须把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心撑下去”，道出了继续承担作为女家长角色的意识和决心。此外，还记述了自己付出了“让丈夫和长子归来时，可以安心休息的虔诚的努力”，“还有比生为日本的女人更有生之意义的吗”的感叹。手记中还记录了丈夫和长子归来后的“笑的三重奏”，不止于自己回到“日本”的怀抱，家族的归来和重逢才是遣返的终结㉕。

对于藤原来说“战后”的生活就是不间断地改写遣返的体验，抄录《流星依然闪烁》时的加笔部分、文库版的《后记》，还有有关手记的众多随笔，都是见证。可以说即使在写成《流星依然闪烁》之后，藤原遣返体验的记述还没完成，所以一直在给予修正。当然，并看不到根本的改动，在给正文的补遗和加笔之外，还有随笔集《家族》 （读卖新闻社，1987），由《家》《丈夫》《孩子》等章节构成，可以看作是手记的后注。 《家族》是距《流星依然闪烁》之后40年发表的随笔，对遣返体验从精神到身体进行回顾。藤原说，“应该使现在幸福”，对“现在”很满足。在这里想指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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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藤原てい，読売新聞社，1987

第一，藤原与丈夫新田次郎的关系。在随笔中频繁出现的“被留下的家族”一词，是表示对新田的“等待”，从手记问世以来没有改变。藤原在写成《流星依然闪烁》之后，因忙于抚养子女而曾有一段时间搁笔。对于藤原来说，遣返体验并没有改变家庭角色分担，归来的新田还是作为家长，家庭的事则由作为母亲/主妇的藤原来承担。新田也把自己作为家长来定位，在《没有写成小说的自传》 （新潮社，1976）中记述到，自己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辞退气象厅长的职务，是因为有对小说家的生活的“不安”， （作为专业小说家）“也许一家人会流浪街头”。新田在解释写小说的“动机”时说，因为受到藤原的《流星依然闪烁》成为畅销书的“刺激”，“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写小说是“笔的副业”，只靠公务员的工资“养活妻子儿女”非常吃力 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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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説に書けなかった自伝』

新田次郎，新潮文庫，2012

第二，因为藤原和新田之间存在遣返体验的差异，新田没有对藤原回顾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缄守沉默，恐怕还是因为身心俱创，想着就让人心酸”。“战后”的生活，因为藤原身体的病弱和经济的困窘一直上不了轨道，藤原和新田这对夫妇各自有不同经历，并且成为创伤。夫妇各自拥有不同的体验和记忆，而且互相之间处于并不知晓的状态，不同的体验和体验时间就造成了夫妇要面对各自的“战后”的残酷现实。藤原不断地把遣返的体验付诸笔端，而新田则很难下笔，但对于遣返体验的切身感受却是相同的。新田作为山岳小说家而知名，有关遣返体验只停留在《望乡》 （文艺春秋新社，1965）中记述的水平上，没有更多地发表。 在该书的《后记》中记到，该书“写了又停，停了又写”，是历经20年的作品。此外，关于延吉俘虏收容所，“因为太惨烈，怎么也不能付诸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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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郷』

新田次郎，新潮文庫，1977

第三，在《家族》中，记载了藤原访问北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情况。重访北朝鲜的藤原这样追述，“在那个国家里，我留下了太多的足迹”。那个教堂和日本人墓地可能“现在还是老样子”，洗过尿布的小河“水声依然温柔”。乡愁和望乡的心情先占了上风——“现在还是老样子”是一种让时间冻结的形容。在“战后”的时间中生存下来的藤原的内部，在朝鲜半岛经历的时间已经停止并被凝固了。被收入《家族》的《北朝鲜纪行》是《访问‘流星’的足迹》的副标题。重访北朝鲜是“慰灵之旅、谢恩之旅，也就是巡礼之旅”，藤原这样对负责接待的北朝鲜人说道。 也感到留在北朝鲜的人们心中的“对日本长期的压抑统治的怨恨”“深深创伤”。在访问墓地的遗迹（朝鲜战争时被毁）时，藤原“哭倒在红土地上”，“40年前的回忆使我心胸欲碎”。叙述变成了一种追述体验的意识。

藤原记述下来的是过去的一切“不知去向”“荡然无存”，不可否认的是藤原还是没有脱离感伤的姿态，只是作为被卸下负担的一方，提出单方面的“和解”的要求。试图招呼相识的朝鲜人的名字，但还是把他们作为“他者”来认识，潜意识里希望倾听作为他者的他们的声音。在《家族》中，对重访的记述只是沿用了手记的位相。

对于藤原来说，遣返体验意味着创伤，作为创伤的遣返描述同样支配着“家族”。3个时间，记忆的相异，改写呈现不同状况。遣返时3岁的藤原正彦在近著《祖国既国语》 （讲谈社，2003）中收录的随笔里，提到《流星依然闪烁》。重访“满洲”时，作为对逃行的追忆，从父母 （新田和藤原）手里接过写有二人赠言的《流星依然闪烁》。但是，书中并没有正彦对藤原的埋怨。 与此相对，咲子的情况下，虽然本身对遣返的体验没有记忆，但却因《流星依然闪烁》而形成了精神创伤。在《给父亲的恋文》 （山溪谷社，2001）中记述到，关于《流星依然闪烁》听说过很多东西，但真正第一次读到时，还是受到极大的冲击。 读到《流星依然闪烁》中“咲子还活着”一行时，“有好一阵失声不语”。并且“虽然极力想理解战时下母亲的行动，但那一行字从来没有在我的眼前消失过”。最终，在12岁时，这种“绝望感”演变成“对母亲的不信任感，选择了死”。万幸咲子被救，留住一命。在此，也想试着提出三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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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とは国語』

藤原正彦，新潮文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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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への恋文：新田次郎の娘に生まれて 』

藤原咲子，ヤマケイ文庫，2011

首先，使咲子从 （《流星依然闪烁》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的，是新田版的“流星依然闪烁”。新田在1947年遣返之后 （也就是说，比藤原要早）写下自己的体验—— （以藤原广的笔名）名为《山羊》的7页的作品。这作为新田的证言颇令人感到意味深长。主人公“三郎”在到达博多港后，立即与信州的家取得联系，妻子孩子得到了“平安归来”的联络 ㉗。在那当中，“三郎”特别对“女孩子”一直挂念，咲子因此而得救。

第二，对“纤细白浊的带子”的“一种幻觉”折磨着咲子。“纤细白浊的带子”是 （装咲子的背囊）的带子。那时，咲子就是从带子结扣的缝隙向外望着天空，呼吸着。因为哭是被不被允许的，所以后来发展成“对发声的恐惧”，咲子这样自我分析着。正像所描写的， 遣返体验给咲子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第三，咲子记述到，“嘴上不说，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把《流星依然闪烁》埋在心里，静静地守望着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一切”，由此也可以看出遣返所带来的巨大创伤。遣返时还不满1岁的咲子对发生的事还没有记忆，但一与母亲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就对藤原揭出遣返体验涌上极大的反感。因为遣返与母亲产生争执，与母亲产生争执时又被提出来的遣返体验让自己感到焦躁不安，咲子对这一切毫不掩饰。但，围绕这一体验的对立也正是对遣返体验新的解释的开始，重新思考“家族”的开始。构筑与父母一代不同的“遣返”记忆和历史画卷，同样从这里开始。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从有西伯利亚被扣留体验的高杉一郎的手记《征战归来的士兵的记忆》（岩波书店、1996）的书名，我们仿佛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在手记中，高杉描述的体验正是先有“征”（也就是被扣留的体验）的体验的基础上，再有“返”的体验。

②特别是关于“满洲”的话题里，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纂的《满洲开拓史》（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96）从“往”的角度做了叙述。此外，像长野县等自治行政单位也以“往”为单位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整理。

③关于被称之为“复员”的用语含义的变迁，请参照厚生省援护局的《遣返与援护的三十年》（厚生省、1997）

④关于种种“遣返”，对于当地的统治者来说都是同样的行为，既把日本国民遣返回国。比如，把当时在日本本土的来自朝鲜半岛、台湾、中国本土、以及冲绳、西南诸岛的人遣返回原地。关于朝鲜人从日本被遣返的史实，还没有被详尽记述，几乎处于被放置的情况。在我们谈到“遣返”时，通常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日本人”回到（日本）内地。但与之呼应的发生自日本内地的“遣返”也不可忽视。

⑤当时在海外的“日本人”，被置于根据地区被划分为5个军管区（中国、苏联、英荷、澳大利亚、美国）的军队的支配之下。

⑥从这一时期开始，已经有以“私家版”（非盈利的小范围个人出版）形式出版的遣返体验手记。包括笔者还没有拜读的，村岗哲夫《白头飓风》（会宁女学校校长、1955）、吉田伊藏《回忆的雄基》（雄基日本人避难民团委员、1953）等数十页的资料。此外，围绕“遣返”问题，安部公房的《终道标》（真善美社、1948）等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同一主题的作品也不应忽视，但在本稿中未作涉及

⑦由于超过本稿的讨论范围，在此并不对3个时间轴的议论做进一步展开。作为展开议论的努力的一环，笔者在《记忆时代的历史学》（九州历史科学研究会、2003年4月）中有所汇报。

⑧朝鲜半岛的“停战”是在各种势力的力学关系中被实现的。日本战败后，在曾经是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上，成立了“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吕运亨）、作为取代朝鲜总督府的机关立即开展了活动。从北边进驻了苏联军队，南部则为美国军队。在由美国国务院制定的“日本处理方案”被讨论的过程中，最终认定了三八度线为美苏军事分界线。斯大林也表示了认同（日本军也通过三八线来划归管辖范围，平壤以北为关东军，以南为朝鲜军）苏联军队8月22日进驻咸镜南道咸兴，到达平壤时为8月24日。美军则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以上，关于朝鲜半岛的停战，主要参考了李景岷的《朝鲜现代史的歧路》（平凡社、1996）。另外也从森田芳夫的《朝鲜停战的记录》（严南堂书店）中得到很大参考。

⑨穗积真六郎（原总督府局长。朝鲜商工经济会会长）于1946年6月向外务省提出的请愿的附属文件。收于森田芳夫·长田かな子编《朝鲜停战的记录 资料编》2卷（严南堂书店、1980）。

⑩若槻认为，“朝鲜共产党日本人支部”作为机关报，发行了《新生》。

⑪虽然最终因美国、苏联都发布遣返日本人的命令，居住者和避难民都不得不踏上遣返之路，但二者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异。

⑫除此之外，相对于女性的手记被刊行受到好评，男性的手记，要么是当地居住者写于1950年前后，要么是幼时经过遣返体验的人写于成年后的东西。前者的情况毕竟不多。避难民集团中男性较少是首先可以考虑到的原因。男性的手记以工作现场的记述为多，较难成为反映遣返问题的典型。

⑬这种分裂的感情，好像在疏散团中被共有着。在手记中也记载着大家一起举办忘年会，一起唱歌、流泪的场景。

⑭到底是从哪一版开始收入了加写的部分，还没有明确的考察。但在中野好夫等编著的《世界纪实全集 第46卷》（筑摩书房，1963）中，尽管是抄录的，但已经加入了《不抵抗主义》《草褥子》《带着孩子的女人》几个章节。但在整体章节的构成上，与初版（以及文库版）不同。

⑮藤原的手记的题目，来自金唱的歌词。“从学会这首歌，一直到回国我都在心里默默地唱着”。

⑯像这样代行家长的并不只是藤原。“崎山”也对孩子们使用“男性语言”。并且在别的地方，在听见“男人的声音”的同时也听见“像男人一样的女人的声音”。

⑰关于这段记述，后面还会提到，给咲子造成了创伤。另外，在文库版中添加的文字中，有望见流星就想起新田的字句。并且增加了“那时连想起丈夫的闲心也没有”一句。

⑱这也是文库版中增添的部分。在初版的1950年前后，这样的记述也被藤原克制了。

⑲“‘听说女人家都受了大苦啦’，男人用非常厌恶的眼神盯着我。当然知道这个男人想知道的事”——至此，在《流星依然闪烁》中，几乎没有涉及性别问题。主要以孩子为叙述的轴线。在其他手记中，有所涉及。在本论文的后半部会有所解释。

⑳近年，「反思遣返港·博多的集会」编辑委员会《回忆战后五十年遣返》（正篇和续篇，同集会，1995）被出版。

㉑森文子的丈夫信三写给《出逃行》的文章《关于父·母·子的三部曲《通向祖国的三条路》》中预告了作为“民族历史的悲剧的一个记录”“我们自身生命的新生的记录”，把遣返问题以“三部曲的形式公开”。续刊有惟彦的《流亡之民》和信三的《迈向新生》。

㉒石原吉郎等的西伯利亚扣留者的发言，也是1970年前后划时代的行动。

㉓赤尾彰子和岩下彪在朝鲜出生，在10岁左右经历了遣返，从1950年前后刊出的手记看，与父母一代手记的构成和焦点相同。岩下一九五一年发表了“出逃”时期的手记（《北朝鲜出逃记》十字屋书店），之后，岩下用了很长时间把（在那之前）的殖民地的“生活”和“收容所”的体验收进《战败》（1990年代执笔）和《扣留》（1950年代），并于2000年以《少年时的战败日记》（法政大学出版局）的形式出版。其中“出逃”的部分，在这时也被改写。

㉔在国书刊行会版中，附加了森信三的《后记》，记述了对丈夫的记忆和25年后的感想。

㉕森信三于1869年在爱知县出生，一边做高等女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边在京都大学跟随西田几多郎钻研哲学，1939年赴满洲建国大学就任。文子发表了《母与子》（在封面上印有《P·T·A的朋友》的字样）另外还发表了《母亲的日记》，笔者并没有亲自查阅，但从广告的目录上看，也涉及到了遣返的内容。

㉖因为《流星依然闪烁》的版税和电影改编版权，藤原的收入一下子变成新田的10倍、甚至20倍时，新田“经常很唾弃地”（冲着藤原）说“根本就没想过要靠你挣钱”。（藤原てい《我的丈夫 新田次郎》新潮社，1981）。

㉗这一部分，与藤原的证言（记忆）有出入。藤原在《我的丈夫 新田次郎》中记述到，新田在（新田看到的）遣返者名簿中没有找到像藤原的名字，以为家族成员全部成了不归之人，然后一个人回到了老家。夫妇俩的记忆有出入。

·本文的日文原文刊载于『歴史学研究』2008年10月第846号，中文译文收录于《差异：国际学术丛刊·第4辑》（金惠敏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翻译：胡冬竹。

·感谢《差异》杂志授权发布。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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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第4辑》

金惠敏 主编，贺照田 执行主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目 录

本辑特稿

・跨文化研究与诠释问题举隅：儒家传统对于知识与价值的理解（刘述先）

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

・何为“责任”？何为“主体”？——质疑所谓的“战后”（中野敏男）

・三木清思想中的“技术”“动员”“空间”——东亚统合体论与构想力的理论（岩崎稔）

・从“帝国臣民”到“日本国民”——国民概念变迁（尹健次）

・“少数族群”还是“国民”——在日朝鲜人的行进之路（徐京植）

・后殖民的政治与“在日”文学（李孝德）

・洞窟唤起的冲绳战记忆（屋嘉比收）

・战后开拓与农民斗争——社会运动中的“难民”体验（道场亲信）

・关于“返回祖国”（成田龙一）

・欲望/忘却“美国”的日本战后——“基地”与“消费”文化的错综关系（吉见俊哉）

古代视点

・论汤祖剧作与剧论中之情、理、势（王瑷玲）

・金圣叹的诗歌理论及批评实践（蒋寅）

当代视点

・“现代化”的期待，还是“现代性”的忧思？——从“韦伯翻译”看1990年代以来的“西学想像”（罗岗）

汉学视点

・马若瑟的选择：《赵氏孤儿》翻译的历史背景和美学缘由（鲁进）

古今书评

・评《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杨贞德）

・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杨芳燕）

著译著简介

英文目录

编后记

作者简介

成田龙一，1951年出生于大阪。198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文学博士（史学）。研究方向是日本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故鄉」的故事》《「歷史」如何被讲述》( 河出ブックス，2016年），《战后史入门》（河出文庫、2015年）等。

译者简介

胡冬竹，曾游学于日本，现居北京。通过帐篷剧，译介纪录片，策划版画巡展等活动介入跨语境文化活动。主要译有《冲绳现代史》（三联书店，2010年）《水平轴思想——关于冲绳的“共同体意识”》（《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