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这个在汉语里被翻译为六个的地方，有着一种让人既陌生又心生敬畏的气息。对清朝的官员和文人学士来说，这里是令人胆寒的存在——宁古塔被视作发配之地，几乎成了披甲人为奴的集中地。但若单从自然环境来看，它其实算是温和的了。相比北宋沙门岛那句至者多死，宁古塔的荒凉与险恶虽令人望而却步，却并非人间地狱。 历朝历代，流放犯人的地点总有两个共性：偏与远。无论是西北荒漠、广南恶瘴，还是东北苦寒之地，亦或孤立的偏远岛屿，都成为统治者眼中的理想流放地。清朝亦是如此，而在这些发配之地中，宁古塔因其高山峻岭、野兽横行、严寒难耐而特别令人害怕。从关内前往宁古塔的路，如同踏入黄泉——许多犯人在途中命丧异乡，或被野兽吞噬，或因长途跋涉精疲力竭，或因无法适应恶劣的关外天气而离世。 令人费解的是，宁古塔并非什么高耸的塔，也并非用来镇压妖魔鬼怪或关押罪犯的设施。汉语中六个一词，据传是源于六兄弟居此而得名，具体传说已不可考，但后来人们与清朝统治者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称是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生下六子，他们皆居此地。宁古塔的遗址或许仍在，但更多只是历史附会的传说。

地理上，宁古塔大致位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北至图们江，东西涵盖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甚至延伸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和那霍德尔等地。清代东北的边疆重镇，设有宁古塔将军镇守边疆，以防御沙俄入侵。 当地原住民主要是女真人，也是满洲的发祥地。他们以渔猎为生，构成宁古塔的旗丁阶层。介于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是披甲人——多为投降清廷的降兵降将，他们世代驻守边疆，守卫领土。披甲人分为马甲和步甲，也就是骑兵与步兵。在战事频繁之时，他们披甲上阵；平时则从事渔猎耕种，与百姓无异。随着清初战事逐渐减少，披甲人数量不足，清廷不得不在当地训练新兵以填补披甲人空缺。 边疆居住的披甲人，因生于偏远之地，难免对清廷心存怨言，偶尔成为地方祸患。单靠旗丁无法有效管束，清廷遂萌生将罪犯发配至宁古塔，让其充当披甲人的劳力。

然而，真正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流人，命运却各有不同。抵达宁古塔后，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一片处女地——温饱问题迫在眉睫。带去的中原先进文化、耕作知识以及生活技术，成为他们生存的根基。早期流人辛勤耕种，后来的流人则在前人铺设的基础上，相对安稳地生活。 流人到达后，会分得房屋、耕牛和土地，以勤劳换取生存。如果是重犯，如作奸犯科、杀人或盗窃者，往往沦为披甲人的奴隶，是宁古塔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失去自由与尊严，若犯下光棍、盗、叛以上罪行，统治者可直接处死，年终再报朝廷。相比之下，文人学士则受到普遍尊重。清朝文字狱与科场舞弊中，许多学者被发配至宁古塔。 1657年，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因仇人陷害卷入南闱科场案，被奉旨入京复试，却因种种缘由第二年四月复试未终卷，被打四十大板，家产籍没，与家人一同流放宁古塔。这成为文人学士流放宁古塔的开端。 初到宁古塔时，吴兆骞只见三百余户，冰雪覆盖，荒凉似人间荒原。他不善耕作，不久谋得教书职业，学生多为流人子弟。凭借学识，他获得当地官员礼遇，成为宁古塔将军巴海的书记兼家庭教师，负责巴海子嗣的学业。他常出入重要场合作诗，还曾随斟察长白山主峰萨布素，撰写《长白山赋》，深得康熙赏识。 1676年，吴兆骞的朋友顾贞观结识纳兰容若，为营救吴兆骞奔走，直至1681年终于成功。当时宁古塔将军巴海亲自派兵护送，阔别家乡23年的吴兆骞返回江南，却已难适应湿热气候，仅三年后便去世。 吴兆骞不久后的1662年，杨越卷入通海案，也被发配宁古塔，并在第三年参与抵御沙俄入侵，随后传播中原文化，教授耕作、建房、经商之法，并带来儒家文化，推动宁古塔教育发展，还受命训练水师。杨越贡献巨大，但其子杨宾数次尝试营救未果，仅获得一次探视机会，三个月跋涉至宁古塔与父母相聚两月，杨越最终死于此地。

由此可见，文人对宁古塔的发展贡献良多，亦受当地欢迎与尊重。后来被流放的文人学士多以经商、掌柜或教书为业。宁古塔地处苦寒之地，生活虽艰，但相较繁华地少了尔虞我诈，多了几分赤子之心。文人们平日可组织聚会，寻访古迹，寄情山水，苦中作乐，自由与尊严在这片荒原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