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长期面临南北两线作战、内外交困的局面，大明朝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军事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关外的清军也陷入了战略瓶颈。虽然松锦战役的胜利让他们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依旧未能取得进一步突破。 在这种情形下，暂时的议和成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南北交困，唯有通过谈判才能解救大明于困境之中。实际上，议和的想法早已在不少官员心中悄然滋生，只是他们不敢公开言说。崇祯十四年底，明朝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悄悄通过私人渠道与清军将领接触，了解到清方也有议和的意图，甚至清方还明确表示此吾国素志也。

明朝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得知此事后，便派人暗示石凤台，将这一意图奏报崇祯帝。然而，崇祯帝得知后怒不可遏，认为石凤台的行为以私遣辱国，于是下令将石凤台逮捕并投入刑部监狱。崇祯皇帝是个极度注重面子的人，他将议和视为投降的象征，尤其是因为关外的清朝与女真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将大明朝看作是宋朝的翻版，心中充满了对辱国与城下之盟的敏感与排斥。 面对崇祯帝强烈的反应，大臣们深知皇帝面子不可触碰，因此即便有些人私下赞同议和，也不敢公开提及。此时，如果有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主张，便会被视为汉奸，轻则入狱，重则丧命。即便石凤台被囚禁，陈新甲的议和计划依然没有停止。朝中的一些高层官员，尤其是大学士谢升，也认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甚至在私下与同僚们谈论，见疆事大坏，他表示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意思是他也力不从心，认为通过议和才能勉强化解局面。

然而，身处刚愎自用、虚荣心极重的崇祯皇帝治下，大臣们只能通过巧妙的方式表露议和的意图。谢升与陈新甲商定，在适当时机含蓄地将议和之意转达给崇祯帝，并且约定用一种委婉的说法，称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即将议和巧妙包装为派间谍。在当时的大明，臣子们真的不容易！ 为了满足崇祯皇帝的虚荣心，一切都变得相对好谈。崇祯帝听后表情有所缓和，开始显得有些犹豫，心中不禁发问：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虽然他内心尚存疑虑，但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谢升提出：彼果许款，款亦可恃。这一番话似乎打消了崇祯帝的顾虑，他终于决定试探性地走上议和之路，但心中依旧存在隐隐的不安。于是，陈新甲成为了崇祯帝与清朝议和的主要牵线人，令新甲密图之。

在这种情况下，陈新甲推荐了马绍愉作为使者，并授予他方郎中的职务，赐予二品服，前往与清朝议和。尽管崇祯帝已经同意议和，但依然严格保密，外廷并未知晓，只有内阁少数几人知情。崇祯帝依旧坚守着天朝皇帝的威严，外界仍然看到的是一个强大大明的形象。 马绍愉带领的使团于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七出发，向宁远进发，与清朝的将领取得联系。清军将领对这突如其来的明朝使者持怀疑态度，要求看到崇祯皇帝的正式敕书作为凭证。马绍愉只得急忙向朝廷请求，兵部将皇帝的指令报告给他。由于此事极为机密，崇祯帝下令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这一系列操作显示出他对于议和的矛盾心态：明知必须停止内外两线作战，避免局势更加恶化，但又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

最终，在经过一番反复后，崇祯皇帝于三月中旬，才以谕兵部陈新甲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敕书。这道敕书并未直接回应清方的要求，而是继续以天朝大国的口气书写，其中提到辽沈有息兵休民之意，表面上表示愿意与清方和解，但依旧隐含着强烈的自尊心。这份敕书实际上充满了虚伪与自负，完全无法掩盖大明朝在战场上的败局。 而清朝的皇太极显然看穿了崇祯皇帝的虚荣心，他准确地指出大明天子执滞不通，自以天之子，鄙视他人。他认为，大明朝不愿认清现实，一直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皇太极明确表示，清朝并不想发动全面战争，愿意和大明修好，但前提是大明要承认清朝的政权合法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和平条件。

马绍愉将这些要求如实回奏给了崇祯皇帝，这让他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崇祯帝又该如何选择？继续高高在上的傲慢，还是略微放下尊严与清朝谈判？然而，战局早已无法支撑他继续坚持自尊，锦州、松山等地已然失陷，杏山、塔山也岌岌可危。如果再不议和，明朝的东北防线恐怕就此彻底崩溃。 到了四月中，马绍愉与兵部司务朱济之奉命再次启程，带着更为庞大的使团前往东北，继续与清方商谈。月末，明朝使团终于抵达宁远，清朝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将领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然而，明朝使团向清方递交了崇祯皇帝的敕书后，却引发了皇太极的不满，因为崇祯皇帝依旧拒绝承认清朝的政权地位，继续以天朝皇帝的身份冷眼看待外界。 此时，清朝内部的主战派更是希望皇太极借此时机，迅速统一东北。松山、锦州的胜利，再加上杏山、塔山的即将陷落，明朝的防线已经岌岌可危。即使没有议和，清军完全有可能乘胜追击，一举消灭大明的北方防线。但从政治角度出发，皇太极也并不急于全力进攻，继续与明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虚与委蛇，同样有助于稳定内部局势。 终于，在马绍愉返回北京之前，皇太极送给崇祯皇帝一封长信，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条件。信中，他首先自我标榜为和平使者，表示每入尔境，辄克城陷阵，但依然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特别是愿意与大明建立对等的国与国关系。信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划定边界、互市等。这些条件本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明朝高层的政治顾虑，最终错失了与清朝修好的机会。

然而，议和的消息最终泄露，谢升甚至在背后批评崇祯皇帝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上太用聪明，致天下坏尽。言外之意，就是崇祯皇帝过于刚愎自用，反而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由于议和事宜的泄密，谢升也未能逃脱责任，他被免去官职。而随着更多的言官指责议和之事，崇祯皇帝终于忍不住下令，让陈新甲承担责任。陈新甲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因为一切都是在皇帝的指示下进行的，他不但不引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然而，崇祯帝怎么能容忍一个臣子如此自诩？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陈新甲最终被迫受到了惩罚，于崇祯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被弃于西市。 在这个为了面子不顾国家利益的皇帝治下，陈新甲的牺牲几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