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命运仿佛被推进了深渊，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一个世纪难题，谁来拯救中国，成了当时的头号难题。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人物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创办自己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洋务运动最终失败，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传统封建制度的束缚，另一原因则是缺乏完整的改革计划和系统性推进。甲午战争后的惨败，几乎摧垮了大清的根基，光绪帝尝试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一系列体制、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但在实际操作中，光绪帝并没有真正的实权。他的维新改革触动了慈禧等守旧派的利益，最终导致改革夭折。

在光绪帝的改革未能完成的情况下，慈禧在晚年也尝试推行所谓的新政，试图挽救大清的局面。然而，慈禧的新政并非出于真心想要拯救中华民族，而是出于保住自身权力和清朝统治的需要。她的行为更多是为了延续清廷的统治，而非民族的复兴。因此，慈禧从来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反而应当被看作民族的罪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遗憾的是，这一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恢复帝制，行事倒行逆施，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伐之声。为了平息民愤，他不得不匆忙退位，废除了帝制。袁世凯或许一度怀有拯救民族的意图，但他从未成为那个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英雄。

袁世凯临终时，留下遗言，认为只有三个人能够救中国。第一个人，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在清朝末年曾加入海军，并迅速崭露头角，1906年升任新军协统，负责马炮、工、辎各队事。1909年，黎元洪成为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黎元洪为人和善，且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急需一位有威望的领导者，而黎元洪正是他们想起的人选。最终，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则担任临时副总统。然而，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在清廷和民国政府之间摇摆。经过一系列威逼利诱，袁世凯逼迫溥仪退位，最终得到了孙中山的让位，成为了大总统，而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但袁世凯对黎元洪始终不放心，便通过段祺瑞的磋商要政，将黎元洪带到了北京。

一旦到达北京，黎元洪便被袁世凯软禁在瀛台，失去了自由。在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成为了大总统，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总理段祺瑞手中。黎元洪不甘心只是一个行走的盖章机器，与段祺瑞展开了激烈的府院之争。然而，由于没有强大的军队支持，最终黎元洪败给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黯然下野。

袁世凯提到的第二个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清朝时期的进士。袁世凯成为清廷重臣后，徐世昌投奔了他，并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幕僚。在戊戌变法期间，徐世昌与袁世凯一度支持维新改革，但当维新派试图借助新军推翻慈禧时，徐世昌开始转向支持慈禧，认为光绪帝力量薄弱，而朝中满朝文武、封疆大吏均是慈禧的心腹，于是劝说袁世凯向慈禧靠拢。袁世凯将这一决定告知慈禧，最终导致了光绪帝的软禁和戊戌变法的失败。

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徐世昌得到了清廷的重用，历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重要职务。在东北期间，徐世昌推行的徐世昌新政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与冯国璋爆发了府院之争，在众人眼中，徐世昌成为了最有可能继任总统的人选。最终，徐世昌当选为民国总统。然而，手中缺乏军队的他，在任期间遭遇了各方势力的制约，难以有所作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直奉大战中获胜，最终取代了徐世昌的位置，徐世昌不得不隐退，远离了政坛。 最后，袁世凯提到的第三个人是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也是袁世凯的绝对心腹。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成为总统，而段祺瑞则成为总理。段祺瑞依靠皖系军阀的支持，掌握了大权。他曾四次担任总理，并且三度进行共和改革。第一次共和改革是协助袁世凯推动清帝退位，推翻了清朝统治，开启了民国时代；第二次是反对袁世凯称帝，最终促使袁世凯退位，废除帝制，恢复了民选制度；第三次是击败复辟的张勋，捍卫了共和制度。然而，段祺瑞在位期间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等恶劣事件。总体来说，尽管他做出了某些贡献，但未能成为真正能拯救国家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