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逐步敞开国门、改革开放，一股研究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热潮在全球学术界悄然兴起。在这股浪潮中，有一个研究方向格外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那就是： 为什么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会落后？为什么中国在近代缺少突破性的科学技术发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踟蹰不前？

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引发热烈讨论的并非完全来自国内，而更多是从国外传来的声音。英国著名的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他后来还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上曾创造出辉煌的技术与艺术，但在近代文明史中却鲜有贡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憾事。

李约瑟将自己多年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观察和研究，整理成了一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并不是一本所谓的黑中国的书，我手上也有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它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之一，背后有官方认可的权威背景。 正因如此，诸如中国为什么在近代科学落后？、中国的近代科学为何没有起飞？等问题，迅速引起学界的持续关注。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为这类问题命名，将其统称为——李约瑟之谜。

这一谜题成为了全球文明史研究中的显学，每年仍有大量学术论文围绕它发表。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有能力对李约瑟之谜做出深刻论述，但凭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仍可以从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角落里，挖掘出零星的故事，尝试进行浅层剖析。 其中一个角落，就是清代的西医污名化运动。

那么，什么是西医污名化运动？ 早在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同时也把欧洲的西医带进了中原。原本期待西医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演化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却因为一场中西礼仪之争，戛然而止。

在当时的科普中，我曾提到一个名词——清朝教案。 这些教案指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时，因为信仰、风俗与价值观的差异，与底层老百姓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天津教案、济南教案、巨野教案，甚至后来义和团运动的某些起源，都可追溯到这类事件。虽然教案的本质是信仰与习俗冲突，但导火索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西方医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代传教士在华，为吸引教民，常用两种手段：一是施舍行善，比如帮老百姓打官司、施粥济困；二是行医。

在中世纪欧洲，医生大多是教会僧侣，因此传教士们在宣教之余，多多少少掌握一些医术。利玛窦就是典型例子。他们通过慈善与免费医疗吸引老百姓，对贫困群体来说，这种方法极具吸引力，使教会传教活动一度风生水起。 然而，西医看病的方式与中医迥然不同。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完全无法理解那些检查和治疗手段，那种困惑，就像地球联合舰队面对三体水滴般的茫然。可惜，那个年代没有丁仪来解释。

面对陌生又难以理解的事物，当时的国人选择的方式很直接：搞臭它。 那时没有微信群，信息传播依靠一种叫揭帖的大字报。老百姓将西医描述得无比邪恶，印成揭帖张贴四处，并煽动民众闹教堂。我曾找到一本名为《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的书，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大量揭帖内容，对教会和西医进行了系统抹黑。

揭帖里写得触目惊心：教会让老百姓喝迷药诱入教，教士用迷药强奸妇女，育婴堂拐骗婴儿并挖其眼睛、剖腹取脑，甚至借看病挖心炼药。更夸张的是义和团揭帖，称洋人用妇女阴毛织毯、孩童饮孽术药物致聋哑，再开膛破肚配药点银。 那么，官府的态度如何？

各地官府对教会的具体行为并不关心，他们只求表面平静、不出乱子。随着冲突升级，官府选择封锁消息、打压事件、息事宁人。老百姓见官府如此态度，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加剧了对教会和西医的污名化运动。 结果是，到清中期，中国底层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和医学几乎全盘抵制。即便是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医的解剖学也称之为采生折割，一种古老的极端巫术。由此，清中期从民间到精英阶层，弥漫着对西医的强烈污名化。

恶之花，终将结出恶果。 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阿尔梅达来到日本，并带来了西医。日本国主大友晴英以开放心态接纳西医，促使其逐步本土化，最终演化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南蛮流与红毛流医学，并在明治维新废止汉方医，确立以西医为主体的国家医疗体系。 五十年后，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54岁，比中国高出17岁。而阿尔梅达引入西医的时间，仅比利玛窦晚不到三十年。西医在中国的污名化，直接让现代医学在中国被日本远远甩在身后。 这种恶之果不仅仅体现在医学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将李约瑟之谜归咎于中国人愚昧或保守，否则太过粗糙。同一时代的日本人也不见得更开明。关键在于，中国人面对新知和认知拓展的态度。 如果我们固执认为传统知识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任何新鲜事物都必然被视为异端、奇技淫巧。西医与《黄帝内经》产生冲突时，我们自然用各种污名化手段解释它。两百年前的民间揭帖，与今日某些对西医质疑的言论，本质并无不同。 幸运的是，今天的社会主流并非由这些人主导，我们才能享受现代医疗带来的高质量生活。 李约瑟之谜或许永远无法找到完美答案，但至少我们明白如何避免中国重蹈历史覆辙，不再陷入另一个李约瑟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