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玉 东吴的崛起，表面上依赖的是孙策的雄图霸业，但真正让江东站稳脚跟，完成历史转型的，还是孙权。在孙策病逝，孙权接手父兄的事业之时，东吴的处境是最为艰难的时刻。 回溯到建安五年（200年），临终的孙策托孤于张昭，言辞中夹杂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这话并非表面上的试探，更多的是孙策对江东局势的无奈与心灰。此时，孙策已深知，孙氏家族在江东的基础依然非常脆弱，而江东这片沃土，尚有着难以跨越的阻碍。江东的世家大族们根本不愿与孙氏合作，反而在暗中对抗，这让孙策感到前景渺茫，甚至一度对张昭说：如果江东立足实在不成，那就回淮泗另寻出路吧。

孙策去世时，孙氏家族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能否在江东扎根立足。这是一个关乎存亡的大考验，孙策身后的三大挑战迫在眉睫。 首先，便是山越问题。从孙策渡江的那一天起，山越就成了东吴政权立足江东的重大障碍。直到孙权接手江东，山越的威胁依然未曾消除。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孙权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讨伐山越的军事行动上，这也导致了东吴错失了在刘表病重时干涉荆州的最佳时机。夷陵之战后，东吴即便具备了摧枯拉朽的攻击力，山越问题仍让东吴无法乘胜追击蜀汉。 其次，江东的世族对于孙氏家族的不合作态度以及武力抵抗，同样构成了巨大的现实考验。孙氏家族并非出身于江东的世家大族，而是一个通过孙策的武力和战略逐渐在江东站稳脚跟的家族。孙策不仅是以袁术部将的身份开拓江东，更是直接以逆贼的标签与江东的世家大族为敌。因此，孙策的每一步扩张都使他与这些世家大族的矛盾愈发尖锐，特别是在孙策攻占庐江、屠戮陆氏家族时，这种敌意达到了顶点。陆氏家族的毁灭，实际上意味着孙策与整个江东世家阵营的对立。

面对这种敌对局面，孙策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杀戮了许贡、盛宪、周昕、王晟等人及其家族。江东的世家之间相互有着深厚的关系，孙策的一次次血腥清洗，使得孙氏家族与江东的所有世族彻底决裂。而许贡门客最后刺杀孙策，也恰恰是这场剧烈冲突的直接反映。 不仅如此，那些身处江东的士人阶层，也有着与孙策关系疏远甚至逃避的态度。比如，许靖、桓晔、袁忠等人在孙策大军逼近之前，选择了冒险逃离，宁愿在汪洋中漂泊，也不愿与孙策结盟。而那些选择留在江东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等人，也始终与孙策保持距离，甚至鲁肃一度准备返回曲阿投靠郑宝，直到周瑜的劝解才勉强留下。 这些士人之所以如此保守，不仅因为他们对东汉朝廷有着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孙策是否能在江东立足持有怀疑态度。由此可见，孙策去世时，孙氏家族的江东事业，实质上是处于随时可能崩盘的危险境地。

可以说，孙策的死，暴露了孙氏家族在江东仍处于创业阶段的尴尬局面。此时，孙策的家业只能传给年长的弟弟孙权，而孙权无论从军功还是威望，都远远不如孙策，根本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孙权必须放弃父兄以武力为主的作风，而是走上与江东世族合作的道路。 孙策深知，孙氏家族在江东的根基还过于脆弱，单靠淮泗集团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根深蒂固的江东世族抗衡。与其对抗江东的世族，不如将这些世族纳入到孙氏政权内部，从而达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局面。孙策曾对孙权说过：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句话不仅是对孙权人事能力的肯定，也是他对弟弟的嘱托——只有真正与江东的世族建立合作，孙氏家族才能在江东生根发芽。 而孙权的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围绕拉拢江东世族展开的。他的策略是先吸纳那些处于观望状态的士族，稳住他们的支持，再通过孙氏家族与士人阶层的联手，吸引江东世族加入政权体系。在周瑜和张昭等人的协助下，那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士人，逐渐认可了孙权的统治，最终加入了孙氏阵营。

随着士人阶层的示范作用，江东的世族也逐步放下了成见，开始靠拢孙权政权。最具代表性的变化是顾雍和陆逊的崭露头角。顾雍于黄武四年出任吴王孙权的丞相，而陆逊则成为吴军统帅，并成功指挥了夷陵之战。这两位江东世族的代表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对江东世族的控制日益稳固。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依然是脆弱的。当曹操的大军南下并攻占荆州时，江东的世族几乎齐声劝孙权投降，因曹魏的势力远超东吴，江东世族唯有通过依附曹操才能保护自己，保证家族利益和名利双收。此时，孙权选择联合当时实力较弱的刘备，坚定了东吴内部抗曹的决心。 赤壁之战的胜利，不仅解除了东吴的生存危机，也击破了江东世族对孙权政权的最大挑战。正是这一战，确立了孙权政权在江东的稳固地位。 由此可见，东吴的创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表面上看，东吴的崛起迅速而势如破竹，实际上，孙氏家族面对的内部矛盾远比与外敌的战争更为复杂，最为艰难的时刻便是在孙策去世，孙权接管东吴之时。幸运的是，孙权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成功完成了东吴的江东化，并确保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持续了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