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中共建党史叙事中，对于共产党早期组织产生的解释，往往会追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这一脉络。与此同时，根据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提示，“‘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其‘新’主要是指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们的传播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结合以上信息，便可引申出一个易被忽略但值得讨论的议题，即“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

关于此议题，目下缺乏历史化的说明【注释：关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这一议题，学界有少量讨论，但更多是围绕干部、思想等的要素化和理论性分析，未能展现其原本的历史脉络，故在此不作罗列】。它要求贯通“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共建党两个历史事件——这在偏于思想文化考察的新文化运动史研究中鲜有专门论述，而中共建党史的研究虽会涉及“新文化运动”，却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打开思想闸门的背景性事件或者直接将“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化约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二者的关系【注释：在中共建党史的研究中，存在将“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化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习惯”。换言之，就是在讨论新文化运动时，直觉性地聚焦“马克思主义传播”。这可能忽略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存在及复杂性，难以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整个运动中的位置。加之一般的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偏于思想文化范畴的讨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避而不谈。这导致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共建党同新文化运动之间，形成隐形的认知“壁垒”，以致使人产生若即若离之感】。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放入“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语境，寻绎其中的关系线索，分析其逻辑理路。这一考察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存在，同时可以在更宽的视野中理解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

一、“社会的文化运动”与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

通常情况下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发端，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不过，“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则是五四运动后半年的事情，并且这一阶段的运动自其兴起就展现出“改造社会”的整体意向。

1919年11月17日，《时报》附张《教育周刊》就有评论直言：国民运动的倾向由“政治运动已变为新文化运动了。现在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那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解放和改造等等”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同这种观察相对应，1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中，陈独秀本人第一次自认“我们新文化运动”，而首次发表的杂志宣言则声明“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至1920年初，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旁观者”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称赞其“异口同声的力唱打破陋习，改造社会”，具有“显著的‘觉悟的’和‘静思的’色彩”；运动的“当事人”瞿秋白亦深切地感受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名词——最时髦的名词”，并表示“略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运动，这些参加运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新社会。（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一定的意志；也许他们自己知道，可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来）。”此外，与瞿秋白同属运动中人的北大学生吴康，更是细致地描述道：“平日所谓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的期刊杂志、大日报、小日报，甚至丛书专著，论其数目，何止数千？其间性质派别，虽有多少不同，如有偏于文学的，思想的，有偏于科学的，有偏于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的目的总朝着这一个共同的方向走——求破坏旧的，建设新的。换句话说，就是改造现在固有的社会。”

上述信息清楚地表明，“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别于聚焦“个人”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是在“文化”的表象之下含有强烈的“社会”观照，意在改造社会。所以，当时就有人作出这样的说明：五四运动“这一个光辉，反映到文化运动上面去，才使那原形质的文化运动，现在（出——引者注）明确的意义。在‘文化运动’一个名词上面，加了一个说明语，就是‘社会的文化运动’”。然而，这场“社会的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虽有共通的目标，却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趋向。比如，通过文化普及活动革新国民思想进而推动社会改造，便是其中之一。不过，在此要关注的是其中另一种学术性的趋向。

1919年10月底至12月，由江苏省教育会发起举办了一场以“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为主题的演说竞进会。这场赛事在当时反响热烈，“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迅速蔓延至关重要”。按照赛会发出的演题解释，“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这里的“学术思想运动”，指示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中学术性的趋向——其中有着强烈的“社会”观照，希图通过增进学术来推动社会的进化。

关于这种学术性的趋向，在本次赛事的筹划人蒋梦麟那里有更为明确的说明。他于赛前发表的《新文化的怒潮》一文中，倡议“新文化运动”并解释称：“中国社会的病重得很。因为社会病，所以我们要讲新学术来救他。讲到这事，我们就说着，这回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了。这个新学术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蒋氏所言“新文化运动”，便是学术性的，其内在逻辑在于讲新学术来救治社会的病。

需要补充的是，这番发言还有一个背景：1919年9月至10月间，对中国高等学术与教育事业发展极为关心的蒋梦麟，在走访京津宁沪杭五城、阅读了当时五十多种新出版物后，注意到知识青年对“如妇女问题、丧礼问题、婚姻问题”等的普遍关注，据此专门讨论了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认为“将来问题愈弄愈多，范围愈推愈广。旧社会必如破屋遇狂风，纷纷倒塌。新生活必如春园遇时雨，到处萌芽”，所以他提出“应使他们批评社会状况”，并“助学生研究社会问题”。合而观之，蒋梦麟提倡“讲新学术”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要引导彼时知识青年批评社会及讨论社会问题的热潮，希望其用新学术来研究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推动旧社会的改革与新社会的创造。这其中的核心逻辑就是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

事实上，在蒋梦麟倡议“新文化运动”前，已有不少怀有类似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观点的自觉者。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大会上，经李大钊等提议，将“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确立为学会宗旨。该宗旨就内含基于学术（科学）促进社会改造、创造新中国的逻辑。学会中也有会员注意到当时鼓吹青年和评论社会的新杂志，并批评其文字缺乏“科学的精神”，少有“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社会问题”。此外，后来加入该会的毛泽东也属于这类自觉者。他在五四运动后创办《湘江评论》，并于七八月间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提出以民众大联合来加以改造，号召同志共同努力，“拚命的向前”。9月1日，毛泽东便与友人发起“问题研究会”，并在章程中列举要研究的如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等71项共140多个问题，同时强调“以学理解决问题”。这无疑直接体现了基于学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改造的逻辑。而且，该章程在寄送北大邓中夏后，获众多学生赞同，进而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由此也反映其想法在知识青年群体中的代表性。

这些自觉者本身已在寻找、研究和倡导能够促进社会变革的新学术。他们的自觉行动与蒋梦麟等的倡议，共同驱动一场内含强烈“社会”观照的学术思想运动的发生，而在其背后便是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思想趋向。这构成了“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条重要线索。由此折射出一种既希望匡时济世，又想要保持学业与维持学术理性的心理。这在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北大学生自己的刊物《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旨趣就总结道：“我们学生自身，既以再造文化指导社会自任，所以当然要培养那创造指导的学问：要是把学问放弃了，根本上先自破坏，那还希望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之，“新文化运动”的倡议才能一呼百应，而有不少青年学生则直接将“努力研究学理——整理旧学说和绍介新学说——做改造政治和社会的工具”，作为“做文化运动”的第一步。

就这场基于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逻辑形成的学术思想运动而言，其最为显著的表现便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围绕“社会问题”的学术引介与研究。致力于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任鸿隽，就明显感觉到：“现在新出的杂志上，讲社会问题的多极了。什么‘贞操问题’‘女子解放问题’‘新生活’‘新部落’都讲得极有趣味，又极关紧要。”同时，新杂志中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社会问题”和介绍“社会学问”的刊物，郑振铎与瞿秋白等编辑的《新社会》旬刊即此间代表。

《新社会》于1919年11月1日创刊，其发刊词中声明：“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所以在未发表一切言论之先不可不先把我们所仔细研究，慎重决定的所自以为最精密，最有效力的手段和所自以为最好的改造目的写下来，作我们一切言论的方针。”“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刊物宗旨亦标示“讨论社会问题”和“介绍社会学说”两条。这种办刊方向延续始终，直到停刊。其间，陈独秀曾在私人谈话中表示希望该刊更改体裁，变为灌输新知识于工商界的通俗报纸。但编辑同人并未认同，而是仍然坚持“使他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做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此外，这种主张还可以在《太平洋》（宗旨：“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介绍新学理”）以及《南洋》（宗旨：“研究社会问题，介绍欧美学说”）等新杂志中找到类似表达。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流行，围绕“社会问题”的学术引介与研究持续扩展，并演化出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这在出版界有着独特的反映。1920年初，鉴于“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一天，范围一天广一天”，出版界展现出“由杂志时期，一变而入于丛书期”的趋势，中华书局发出“新文化丛书”征稿启事。其中除征集“文学”“哲学”等一般学术门类的稿件外，就专列了“社会问题”一项。泰东图书局则在推广《近世社会学》一书时，打出“研究社会问题的专书”的名号，并补充道：“社会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眼前改造改造的声浪，布满全国，但究竟在什么地方着手，用什么方法改造？不用说，总要用社会学、近世社会学来解决这问题了。我们出版的近世社会学，就是根据世界的学理，引证中国的事实，把最新最完善的社会学供献于国人。国人倘想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谋根本的改造，就不可不看这本书。”

这种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是“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突出面相，而在其中，马克思学说则处于中心位置，可谓最为热门的“新学术”。1920年4月，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积极分子，汲汲于社会改造的恽代英在为刊行《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而致学会会员的公开信中，基于“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应为可供学者研究的书”“应为可帮助指导读这书的人进一步研究的书”的建议，草拟了以下题目：

恽代英所列题目体现出一位致力于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者多元的思想状态，而马克思学说在其中尤为显眼。无独有偶，温州新文化运动团体永嘉新学会刊物《新学报》刊发的名为《一个新文化运动家》的短篇小说，也有类似的表现——此文开篇即勾勒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家”的日常形象：“一个小房子里头，布置的很精致。桌上摆的都是洋装书，什么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呢！什么马克思，克罗泡特金，罗素，柏格森，詹姆士，杜威……的著作呢！几乎应有尽有！棹前坐著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身上穿著西装，鼻梁上架著一对克罗克司的圆眼镜，正执着笔儿，做一篇什么问题的研究。”其中“做一篇什么问题的研究”的描述，可以说是倾向于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者的标识，而涉及的学术门类与思想家，同样体现了这类运动者的思想状态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的偏好。

以上两则材料，反映了马克思学说在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中的特别存在，表明其与“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由此也指示着新文化运动对于马克思学说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五四”后的马克思学说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不过，这种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何，则需进一步说明。

二、新文化运动语境下的马克思学说传播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及其学说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言论界，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及一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浪潮（尤其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相关的引介有了一定发展【注释：应该注意的是，早期包括五四运动前出现的有关马克思学说的引介，都未形成社会性的流行】。如1919年4月1日至4日，《晨报》便在其第七版（即后来的《晨报副镌》）的“名人小史”栏目，连续登载“渊泉”（陈溥贤）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后续更筹划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五四”后，改造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给马克思学说带来前所未有的现实需求，令其获得空前的传播条件，进而极大地促进其流行。对此，可以藉《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即著名的“马克思研究号”来展开说明。

由李大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按照规程，本应在1919年5月15日出版，但实际出刊时间为9月中旬。其中的篇章跨越“五四”前后，颇能反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学说传播的新特点。如本期转录的陈溥贤《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就删减了原篇首关于著文用意的说明，直接以“马克思是德国人。青年时代即以改造社会组织，为毕生事业。一切著述，咸以解决兹事为目标焉”置于篇头。文中的删减，有意识地强调马克思及其著述学说具有的“改造社会”的意义，隐含着彼时外在“改造社会”的语境影响，同时也指示着马克思学说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契合。相较于此，这一情况在本期所载其他涉及马克思学说的篇章中，有更为深入的展现。

这里首先可以注意的是北大法科教授陈启修所撰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此文同样属于转录，原文为1919年5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杂志刊载的《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按照作者解释，本文的写作缘于其“主张中国衰微的根本原因，在女子没有自觉。女子没有自觉的原因虽多，最紧要的，是不明贞操观念”。因之，文中基于唯物史观以“物质”（“经济”）为社会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女子贞操观念，说明其“也是随物质变动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也是一种事实，也是不可抗的趋势，也是一种自然公例，也是普遍的了”，由此论证女子自觉的应然。

有意思的是，转录后的文本，正文内容未作变动，只是对原标题进行了修改，但文中自首至尾并未见“贞操问题”一词。这种状态一方面体现着与此时“社会问题”讨论热潮的有意识衔接，另一方面凸显着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契合。其中的契合，具体而言，就是为“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唯物”——以“经济”为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观察法”。这本身属正常的研究方法引申，正如此文开头所述“自从马尔克司提倡唯物的历史观以来，世界上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家，得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暗示”，但因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契合而适合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需求，从而在“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获得青睐，被积极引用。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颇具洞见的成果，如时人所论《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即是代表。该文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提示，根据海关贸易表册统计，聚焦“最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外贸失败和经济大变动，得出“中国所有的‘乱事’，根原都是在‘机器制造品输入’一件事上”。并且，文中还根据国内经济情况，进一步分析“会匪”与武人乱政等问题。这些认识在当时可以说颇为深刻，甚至已经触及后来所讨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及革命对象等议题。作者据此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的演讲，“历二小时余”而“听者无不满意”。由此可见马克思学说提供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解释力。此外，马克思学说的唯物史观不仅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被持续应用，还扩展到更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如对哲学史、思想史的说明，成为后续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先声。

当然，能恰当应用这种观察法的研究者仍属少数，但其带来的认知上的启发却是普遍的。1920年1月10日，在立场较为持重、中立的《东方杂志》上便有人强调：“盖近世一切政治问题，皆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为其质素，此有识者所共认也。”后来更有人直言：“现在世界上所扰闹不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稍有新智识的人，大都要回答说是经济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认知上的启发，其实也给解决社会问题带来提示，即从“经济”层面着手。如有人谈及女子解放问题，就认为其“原因无非为了经济问题，为了女子不能够自谋生活。现在要实行解放，第一先从改造经济着手，打破女子无才这句话，使得个个有独立自营的能力”；也有论者聚焦家庭的改造，称：“现代问题，无一不与经济问题有关系；改造家庭，也首当从经济入手”。不过，马克思学说本身就对解决问题——改造社会作出了整体性与原理性的说明。对此，《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发表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即有集中说明。

李大钊在此文开头部分便点明了马克思学说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这背后同样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学理应用，正如文中论及的“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如此，由唯物史观引申而来的“改造社会”的整体性的原理——改造经济组织，构成当时李大钊设想的，与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相结合的改造主张。

除此文外，李大钊还在其他篇章中对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进行阐发。如《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特别谈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其中用改造经济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体现了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逻辑，也表明了马克思学说与改造社会的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契合。正因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也被主动关注而流行。1920年6月，当时就有关于社会经济丛书的出版广告直述：“经济组织底改造，是社会改造底基础。”甚至在上海和平社编演实事警世新剧《莲英被难记》的宣言中，也能发现这种原理的常识性言说。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学说中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除了经济改组外，还包括阶级斗争（亦称阶级争斗、阶级竞争、阶级战争）。二者其实就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1919年9月15日，当时努力于宣传社会主义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登载俞颂华的读书录，概括性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情况，其中就称：“解决社会问题之主张亦多说矣……吾人批评改造社会最显著的计划，即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之主张”，亦可谓“经济的社会主义（Individual Subordination）。”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内容则包括：“以为经济的价值（Economic Value）可以决定一切刺戟（Stimuli）之反应”；“提议改组社会，基于经济学而不基于生物学”；“主张社会之阶级争斗说”；“革命的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与“经济改组”，都由“唯物史观”引申而来。但前者更具实践性且更为激烈，指向的是“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因此，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知识界关注马克思学说者，赞同“经济改组”的多，认可“阶级斗争”的少。

李大钊早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就表达了对“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改造原理的认同，称：“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其后又藉《问题与主义》一文提醒：“专取这唯物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不过，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并未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改造的直接依据。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大钊认可“经济改组”为社会改造的原理，但对“阶级斗争”则还有所保留。此外，杨匏安也曾对此有所阐发，认为：“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恃其社会的理想，而必由于阶级之战争，盖阶级战争者，经济现象的结果也。”

饶是如此，“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理性说明，依然为时人援引与讨论。著名报人邵飘萍就将阶级斗争作为依据，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认为“我国今日之所谓社会问题，非如欧美各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争斗之问题。乃类似于封建贵族之阶级，妨害一般稍有资财者及毫无资财者，使之不能发展不能生活之问题。欲求之于世界历史中与我相似之时代，其为产业尚未革命以前，中古之封建贵族制度时代”。另外，也有人将其误用，如以为“惟有先将国内一切阶级观念，扫除净尽。各方皆有一种自觉，然后社会问题始易解决”，进而提出施行“征工制度”。抑或反向使用，如不少人言及的“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或“防止社会革命（或云经济革命）的惨祸”。

应该说，不论对“阶级斗争”是认同还是反对抑或是误解，都体现着时人的关注。这与马克思学说中“经济改组”学理的流行以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问题研究方法的普及，共同体现了其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传播。由此而言，新文化运动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存在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趋向，马克思学说于其间作为“改造社会”之学获得空前的现实需求和传播条件，被主动关注、引用以及阐发，展现出“在地化”的状态，进而成为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中最热门的“新学术”，乃至有如《东方杂志》所说的：“马克斯之思想，风靡一世，留心社会问题者，几于人人研究之”。不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不止于此。

三、走向改造实践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

在“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过程中，以学术研究推动社会改造的趋向，衍生出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同时也伴生着一种联系现实环境而进入实际实践的强烈导向。这一导向促使改造社会的学术研究转化成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即“知”与“行”的合一。备受关注的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正是在这种导向下走向实践，进而构成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基础。

关于这种实践导向，其实在“五四”后自觉以学术研究推动改造社会的知识群体中便已有所表现。少年中国学会就将“实践”列为学会信条之一，并且，该会的两种出版物《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前者重“学理阐发”，后者偏“应用科学”，也体现了学术研究与实行应用相结合的理念。毛泽东等发起的问题研究会同样如此，其章程不仅列明要“以学理解决问题”，同时也强调“以实行解决问题”。进一步而言，这种实践趋向，是“改造社会”意向下的必然构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初兴，“实践”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强调。1919年11月，当时正观察和思考这场运动的陈独秀，就在与郑振铎等的私人谈话中鼓励青年“能够切实的把一个小地方改造完善，比较叫全国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解放，改造的空话还要好”。郑振铎受其启发亦反思称：“我们的运动，不向切实的方面做去。现在所谓文化运动，社会改造运动，都是纸上，口头的文章，没有切实的做去的”，“大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肤浅，直觉的著作”。为此，他提出要“实地去做改造的工作”。甚至到1920年8月，还有人在总结文化运动时批评“做文化运动的人没有实践的精神”。

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初具声势之时，其实已有部分积极分子开始实施切实的行动。郑振铎在反思中也承认，近来风气略变，“有好些人注意到切实的根本的设施，研究到实际的问题”。12月20日的《申报》则有评论称：“民国八年中之进步，为世界各国从来所未有。最可乐观者为智识阶级其于演说、著作及平日一举一动都含有救国志愿。不但坐而言，且能起而行。”这中间就有人试图将改造社会的“知”与“行”合一，而当时备受关注的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即于其中迎来实践检验。

由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等发起的工读互助团，是彼时知识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社会改造实验。在12月4日发表的《城市中的新生活》这一标志工读互助团发起的篇章中，王光祈清楚地述及其开创性：“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对于这场开创性的实验，众多学界名流寄予厚望，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都列名发起人。知识界的欢迎赞扬之声充盈一时，《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文介绍工读互助团时便有言：“文化运动呀！社会生活的改造呀！……还是要脚踏实地先从我们自身的生活改造起。改造我们自身的生活唯一的方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半工半读’。”后续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是其中的实行者。

工读互助团表面上是勤工俭学的组织，其实内含明显的关于社会改造的学理自觉。按照王光祈的解释，“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工读互助团章程也在标示“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之宗旨的同时，特别澄清其非简单的工读组织，而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抱着“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从这些说明就能够发现“工读互助”背后对社会改造学理的援引。其中“经济革命”一语，显然来自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但在此是要另造经济组织而非针对现实的激烈革命。换言之，就是跳出现有社会，直接设置一种新的“共产”的经济组织，进而以平和非革命的方式达到另造一新社会的目的。

同时，还应特别注意的是“互助”一语。它来源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尽管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标签，但按照时人的理解，互助论是一种将无政府主义“由空想的时代进于科学的时期”的学说。具体而言，互助论不同于马克思立论于经济，而是“依据生物的本性实地考察得来的”，即所谓“人性之自然科学的说明”，构成一种与竞争进化论相对的互助进化论。据此“公理”，克鲁泡特金提出区别于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或称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其主张是“一种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把现在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极快乐的新社会出来”，亦即“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等）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共产的社会”。

由于信其科学性，“互助”成为“五四”后知识界关于社会改造普遍援引的“公理”，常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改组”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前述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中，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处于相当的位置。所以，最初不少人希望将“互助”与“经济改组”结合来进行社会改造，李大钊即是其中之一——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文中都表达了“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观点。陈独秀尽管未公开其改造主张，但在1920年元旦谈及值得新出版物研究报道的新思潮时，同样称“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据此也反映出他对二者的关注与欣赏。

综上所述，被寄予厚望的工读互助团，蕴含着当时最为流行的关于社会改造的两条原理——“互助”与“经济改组”。于当事人而言，这正是有科学的学理支撑的社会改造方案。但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在1920年3月23日宣告解散，这把希望以精神上的“互助”和经济上的“共产”来另造一新社会的人拉回现实。

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失败，引发了有关“工读互助团问题”的讨论。其中就有论者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解释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必然性，并给出建议：“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随着恶社会过生活；又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应该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一意见获得实际参与者施存统的赞同——1920年4月，退出工读互助团并同俞秀松居于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施存统，总结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承认“‘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这句话真用得着！青年朋友啊！我们要改造社会、我们还须投向资本家低下的生产机关去！”与此同时，他还反思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得到两条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据施存统解释，其中第一个教训是“全社会的经济组织不从根本改革，其余的改革都是无效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新生活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也就是革命。

由是观之，经过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施存统放弃了跳出现实以“互助”的精神状态和“共产”的经济组织来另造一新社会的想法，转而走向根本解决问题——推翻现行的经济组织，实行真正意义的经济革命，亦即按照“阶级斗争”的提示展开行动。这一思路的具体方向如时人所解释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于其中“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达成“为协作者的利益，由协作者自治的协作机关”。质言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指示，做劳动运动，谋工人劳动者的自治权，实现经济革命——社会革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工读互助团开展新生活实验的同期，李大钊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同时像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有意识地联合工人，并鼓励和推动积极分子去了解和调查工人情况。在李大钊影响下，北京部分学生于1920年初来到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场聚集地唐山，调查开滦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年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其中，邓中夏与长辛店工人建立联系，而罗章龙等人也于4月对唐山工人生产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并将报告发表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这些行动其实就反映出推动劳动运动的意向。

与之相呼应的是北大学生在1920年劳动节的发言。当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推出“劳动纪念号”，首篇《劳动节的祝词》的开头即言：“这回三十周的劳动节，使我无产阶级的朋友们，更决心，更大胆，去联合多数的工人，共同干那阶级斗争”，并号召“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把从前由资本家掠夺去的生产机关，一切收回社会公有，然后按着自由的原则，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就是叫做直接行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高君宇则直接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将“铲除不平等的阶级为对象”，以此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类似的发言还包括有人号召进行的“彻底的劳动运动”。以上言论，无疑都表达着以“阶级斗争”为指示，推动劳动运动的实践意向。如此也就表明，此时的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已经聚集起一批倾向于将马克思学说的“阶级斗争”学理应用于现实实践，以劳动运动来推动社会改造的积极分子。

另一方面，陈独秀于1920年2月逃离北京避居上海后，与当时努力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与传播的《星期评论》编辑同人李汉俊、沈玄庐等相交甚密，经常一起座谈讨论中国问题。正是在这段交往过程中，陈独秀的思想愈来愈激进，开始倡导劳动运动，并直接与工会工人接触。4月2日，他与李汉俊等共同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动者底觉悟》。在演讲中，陈独秀启发工人，将之喻为社会的“台柱子”，并申言“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最后表示“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之后，陈独秀发起组织研究会，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在5月1日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他在此期除登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稿外，还藉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号召“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此外，本期还特别刊载唐山、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并介绍了英美日等国劳动运动情况。由此表明，处于上海的陈独秀，同样联络着一批有着“阶级斗争”的学理认同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已经不限于调查工人生活情况，而是开始切实地启发工人，推动劳动运动。

因此，1920年的上半年，在中国的南北两地，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中心，已经聚集起一批以“阶级斗争”为指示，倾向于藉劳动运动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这些正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相应的社会改造实践团体便呼之即出了。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正式派遣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他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经介绍南下上海，同陈独秀及《新青年》《星期评论》编辑部取得联系。受维经斯基介绍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情况的促动，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党纲，其中就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便是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亦即中共历史上的发起组。之后，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讨论在北方建党的事宜，后者在10月召集同志建立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至1921年中，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联络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中共早期组织得以产生。此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已初现端倪，一个革命的新时代也即将到来。

结语

1920年6月6日，《申报》登出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的出版预告，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明：“自去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应着全世界改造底潮流，激动起来。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这是中国人觉醒的好现象。”这里的观察可谓敏锐，而结合前此所述不难理解，中共早期组织正是产生于由文化运动向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的环境之中。由此也就指示着“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早期组织产生之间的独特关系。

基于以上考察可以发现，“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内含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趋向，这是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关键线索。作为“五四”后知识群体中存在的一种思想趋向，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逻辑驱动着作为学术思想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由于这种趋向的存在，运动中也衍生出改造社会的学术潮流，马克思学说于其间作为“改造社会”之学获得空前的现实需求与传播条件——其提供的“社会问题”研究方法和社会改造原理被主动关注、引用以及阐发——展现出“在地化”的传播状态，成为最热门的“新学术”。与此同时，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趋向，还伴生着强烈的实践导向，促使备受关注的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改造的原理走向实践，进而聚集起一批以“阶级斗争”为指示，倾向于藉劳动运动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中共早期组织得以产生。

所以，中共早期组织的产生，可谓新文化运动向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的标志性结果。据此而言，中共早期组织脱胎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代表着这场运动的自我进化——从一般的思想文化范畴跃迁到现实世界的实践，表现出“内生的超越”的独特状态。

关于这种“内生的超越”，可以说凸显着中共建党进程中的本土线索。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似乎可以进一步延伸，亦即探讨演化出“内生的超越”的以学术推动社会改造的思想趋向。这类思想趋向，如文中所述，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其实已有所表现——1915年《青年杂志》首期的《社告》中即声明：“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不止于此，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就将宗旨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少年中国学会在1918年6月30日的发起会议上亦拟定“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其初步宗旨；北大学生所组织的新潮社，也在《新潮》的发刊旨趣书中注明“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并以对中国社会“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为责任之一。但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类似以学术观照世道、匡时济世的趋向，更多还是潜在的。直到学潮之后，这种趋向才获得凸显。

这一现象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存在知识群体中的一种延续性和集体性的心理，甚至连接着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将这种现象与中共建党联系考察，有助于从更深层次审视其中的本土线索。不过，这已属另外的问题，有待新的讨论。

作者简介：袁超乘，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