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和晚清时期的军火贸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晚清时代，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国际军火商偏爱出售大型武器平台——什么大口径炮台火炮，什么铁甲舰，甚至连兵工厂都愿意与清政府合作开办；而到了民国，海外军火商的策略则截然转向短平快，出售的基本都是小件装备。这样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民国时期技术有所进步，但晚清时期清军的炮弹和火炮数量，反而在绝对数上超过了民国，这背后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

从国际因素来看，晚清时期，英国一度将满清视为可以依赖的炮灰盟友，希望借助中国抗衡沙俄，因此对清政府进口军火采取了相对放任的态度。英国甚至派出王牌军火采购员赫德，掌控中国海关的军火购买经费，用中国海关的钱直接购买英国军火，几乎不用担心满清赖账。赫德的苏格兰老乡金登干则巧妙地在英国与德国之间掐尖，既吃本国回扣，也拿克虏伯的回扣。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克虏伯慷慨得多：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只愿意提供2%的回扣，而克虏伯则高达5%，在当时国际军火贸易中，这属于顶级回扣水平。金登干和同行们自然选择了回扣高、产品优、服务周到的克虏伯，德国的大炮和炮弹因此成为清军的最爱。

李鸿章掌权时期，克虏伯向中国成功出口了1900多门火炮，其中1600多门是李鸿章亲自敲定购买的。这使得李鸿章成为克虏伯的VIP客户，家族掌门人都亲自与他通信、攀交情。李鸿章之所以被如此重视，不仅因为他掌控了满清三十年左右的军火交易，更因为他是赫德等人的靠山，是真金白银的大客户。

进入民国时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再也没有像李鸿章那样能三十年不变的顶级客户。大多数军阀掌权仅四五年，像张作霖、冯玉祥这样相对稳定的客户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军火商自然倾向于出售短平快、轻量化的枪支和弹药。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对中国客户不利：1919年至1929年间，英法等国对中国实施武器封锁，甚至对意大利、西班牙等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进行了警告。克虏伯也不得不通过捷克等中间商，只敢出售少量军火。 民国军火市场上，倒是出现了两个特殊的重量级玩家，他们一度无视英法的封锁。第一个是日本。在一战期间，日本大肆向中国出售武器，直至直奉战争期间，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武器占到进口总量的九成以上。然而，日本人的算盘显而易见——他们绝不可能大量出售重量级武器给中国。

另一个特殊玩家是苏联。苏联卖军火的目的并非单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改变国际格局。在北伐前后，苏联向北伐军和国民军大量赠送武器装备和弹药，对民国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初期，苏联仍极为慷慨，出售的炮弹数量甚至超过了中国八年抗战期间国内兵工厂的全部产能——据《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数据，抗战时期中国兵工厂生产炮弹171万6000多发，而苏联一次性出售就超过187万发，可谓仗义军火。

德国在扩军备战时与日本结盟，抗战前后，克虏伯对中国出口火炮和炮弹的数量极少，主要出售头盔和步枪。至于美国，则要等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开始向中国提供大炮和弹药。在抗战前期，美国反而是日军的主要弹药供应国。这也显示出军火买卖的特殊性：不仅仅是有钱就能买到，民国时期中国的政局动荡、客户不稳定，国际军火商自然不敢大规模投入，中国军队的火力因此受到严重制约，也让部分武装力量产生了深刻的火力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