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孙歌先生的《历史与人》之前，我从未想到，李贽和鲁迅竟然可以被联系到一起。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的世界几乎天差地别——一个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激进者，一个是清末民初的新文化巨擘，仿佛风马牛不相及，却在时间的长河中呈现出某种奇异的共鸣。

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差异显而易见：李贽活跃于明末清初，那是一个王朝更迭、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而鲁迅则生于清末民初，面对的是列强入侵与文化迷茫的中国社会。两人的人生轨迹也各不相同：鲁迅弃医从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是白话文的奠基人；而李贽则是晚明思想启蒙的旗手，反叛传统儒学，是一位真正的斗士，个性鲜明，充满反叛精神。再加上两人接受的教育体系、思想渊源几乎全然不同，但孙歌先生却在书中巧妙地挖掘出两人之间的隐秘联系，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激起了我深入探寻的兴趣。

如果把李贽和鲁迅从各自的时代中抽离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惊人地相似。沟口曾评价道：李卓吾（李贽号卓吾）作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者——非常像民国时期的鲁迅——被提炼出来研究。李贽身上的那些矛盾，其实是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缩影。有人称他是少有的生活思想者，他紧贴现实，用犀利的眼光洞察时代矛盾与社会发展。他的批判精神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可以被称作那个时代不甘浊流同流合污的最强音。

鲁迅身上同样有这种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他对传统孔孟文化展开了激烈批判。当他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时，毅然弃医从文，以笔为枪，向着腐朽的时代宣战。他在《自题小像》中写下的誓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正是他自我意识的宣示，也是对时代的呐喊。通过新文化运动，鲁迅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被视作民族文化的先锋，这正是他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在思想高度上，李贽与鲁迅也有惊人的共鸣。沟口雄三指出：李卓吾对异端的自觉意识，并非因脱离世俗而来，而是他最真挚地生活在世俗世界的结果。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鲁迅：他尖锐、激进，直面社会黑暗，思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书中讲述了李贽的一个故事：他北游多日，饥肠辘辘，一位老妇人送他一碗黍米，他狼吞虎咽后，却感到美味无比。当问及缘由，老妇人说这只是黍米。李贽感叹道：使余之于道若今日之忘食，则孔、老暇择乎！这句话深刻表达了一个理念：人类的伦理与道德应建立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上，而非高高在上的虚无圣言。这也正如《史记》中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李贽正是以这种视角，将个人欲望与百姓生活提升到哲学高度，与封建儒学的畸形伦理抗争，斩断其对身心的束缚，直接面对赤裸的人性。鲁迅亦然，他对传统孔孟之道进行猛烈批判，倡导白话文，并在《狂人日记》中尖锐揭露传统仁义道德的虚伪与残酷，强调基本生存需求与传统伦理的脱节。他在生前与死后的表达，都显示出要以自我为先行者，打破桎梏的决心。

李贽与鲁迅的共通之处还在于他们的批判与否定，但又未建立出全新路径。李贽批判儒学，却未尝试替代；鲁迅自觉站在十字路口，承载时代使命，却不盲从西化，也不附和保守，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两人的选择都显示出一种孤绝而坚定的态度，他们在思想的歧路上不断探索，留下深远影响。 在文字论战方面，李贽与鲁迅同样有极大相似性。李贽曾与友人耿定向展开论战，在《答耿司寇》中探讨是否应遵循传统儒家伦理的问题，辩驳尖锐而深刻。鲁迅的论战则更为广阔，他既不赞同保守派，也不容忍全盘西化者，更鄙视投机取巧的中间派，他的文字如同利剑，直指对手要害，以笔为枪，形成一人千军万马的气势。无论孤独与否，他们都无畏前行，即便前路不光明，也始终披荆斩棘。

由此看来，李贽与鲁迅这两位表面毫无联系的人物，竟然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历史的脉络在时间与空间中被他们的思想紧密串联，对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望历史，不禁为其戏剧性而惊叹，也促使我们深深思考，探索思想如何穿越时空、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