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年九月，嘉庆皇帝在承受了朝堂繁杂奏章的间隙，翻开了浙江巡抚孙玉庭上来的奏报，只见上面赫然弹劾浙江建德县知县刘又向，称他大肆勒索商人，建议朝廷予以严查。这份奏报原本并不算特别惊人——在大清律法之下，巡抚弹劾知县，坐实罪名后知会刑部、吏部，按例定罪即可。然而，当嘉庆帝看到刘又向这个名字时，却心头一震，似曾相识。

原来在四月份，嘉庆帝亲自见过这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按清代官员任免制度，新官上任前必须由吏部引见，皇帝点头认可后，方能实授缺额。那年四月，刘又向随引见队伍来到宫中，嘉庆帝对他的第一印象颇佳，批语中写下人老实、忠厚，可任知县。五月，刘又向正式获授建德知县，八月初才真正踏上县衙。算来，从上任到被弹劾，前后不过短短一个月。新官上任三把火，虽有发财心思，也不至于如此迫切地去捞钱。这件事明显不合常理，嘉庆帝心生疑窦，下旨刑部彻查此案。

刘又向出身寒门，云南楚雄府广通县人，乾隆四十六年生于贫寒之家。祖上世代务农，家中未出过秀才，更别提官员。自幼聪慧过人，他被当地私塾先生看中，免费入学读书。十七岁那年，他在院试中一鸣惊人，顺利晋升生员；二十一岁，第二次参加云南乡试，考中举人。科举之路虽顺利，但选官却充满坎坷——家境贫寒，无法向吏部书吏行贿，成了他仕途的绊脚石。

他在候补知县的冷板凳上整整等了七年，直到嘉庆二十年，才依资排辈被选为候补知县。吏部引见之后，终于实授建德知县。然而七年的等待，让刘又向欠下沉重债务。上任前按惯例必须准备一大笔银子送礼，否则即便到建德任职，也难以维持一任，轻者免职，重者问罪。苦出身且节俭的刘又向细细盘算，发现若要应付送礼开支，至少需六千两银子。他不得不向京城各大钱庄借贷，也就是文献中常说的拉京债。

清代北京钱庄专营此类生意，向官员借贷几乎稳赚不赔。刘又向若要借实数六千两，除去手续和利息，实际需借七千五百两，每月三分利，一年下来，本息合计要还八百余两银子。对刘又向而言，这无异于天文数字。建德县虽为一字简缺、浙江中下等县，但地理便利、水路通畅，商人云集，一年净赚三万两银子问题不大。然而前任知县已提前支取补贴，新官上任一年才能见到收益，而京债利息滚动，一年下来本利翻倍，这压力非刘又向能承受。

刘又向刚进县衙，催债的人就接踵而至，皆是京城中有背景的债主，不可轻得罪。地方士绅、富商虽礼尚往来，但数额有限，仅五百余两银子，远不够偿还月息。债务压力迫使进士出身的刘又向铤而走险，他直言向几个富商借款，一开口就要一万两。向商人借钱，在当时官场就是明目张胆的勒索，富商虽不情愿，却也不得拒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可算是因债务逼迫而无奈为之，但在刘又向写借据时，既未写明利息，也未定还款期限，使其行为形同敲诈勒索。富商们暗中上告浙江巡抚孙玉庭，孙玉庭当即下令停职，并上呈嘉庆帝。

刑部派员调查后，很快查清始末。按律，建德知县公然勒索商人，轻者革职抄家，重则流边效力。嘉庆帝向来仁慈，刘又向出身贫寒，又非贪污败绩，且勒索多属私人债务，他决定网开一面：革职处分，但不抄家。同时，京城钱庄因高利贷行为受到严厉处罚，刘又向只需归还本金，利息免除。

然而嘉庆帝的宽容无法根治拉京债的社会顽疾，也让地方官员贪腐风险持续存在。道理很简单：让一个负债累累的寒门官员去造福百姓，无异于空话。在清代，出身贫寒的人，越是难当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