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便是一个文明早熟的国度，而战争，作为国家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这种战争烈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史上也堪称巅峰之一。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动员军队高达46万，而秦国的军队，据辉哥分析则可能达到60万，均占全国人口约十分之一的比例。同期的其他五雄，在巅峰时期的动员能力也都达到了人口的十分之一。战国时期全国人口大约两千多万，而军队数量就超过两百万，这种动员水平，放眼五千年中国史，绝对是巅峰状态。

这个概念放到其他时期就更显惊人：西汉人口巅峰约六千万，如果依此比例动员军队，应能召集六百万之众。再比如抗战时期，全国人口约五亿，如果按战国时期的统治与动员能力，理论上可调动五千万军队。哪怕装备只是步枪、手榴弹、土炮和地雷等最简陋武器，这股力量也足以令当时世界上任何军事强国心生畏惧。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原子弹尚未成功研制、外交环境空前恶劣的时期，主席提出了发展民兵、搞人民战争的战略。1958年，中国已发展出上亿民兵。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赫鲁晓夫看到民兵方阵经过，问起中国民兵人数，主席轻描淡写地答道：一个亿。赫鲁晓夫脸色顿时煞白，可见这种全民动员的威慑力有多强。虽然当时这些民兵并未真正作为军队参战，但战国的动员水平依旧在五千年中国史上独树一帜。

放眼世界史，也只有二战主要交战国在动员水平上接近或达到十分之一。一战的动员规模则远不如二战。二战中，美国军队最高人数约1200万，苏联红军1100多万，英国约500万，均未达到人口十分之一。日本当时人口约7300万，参战军队最高规模550万，同样未达十分之一。德国包括奥地利等日耳曼人口超过8000万，德军最高兵力约900万，勉强超过十分之一。至于网上流传的二战日军700万，甚至德军1700万的说法，多为累计数，且包含伪军，不代表实际最高兵力。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动员数据表面上看似庞大，尤其蜀汉超过十分之一，但实为官府统计人口，实际动员人数远低。辉哥梳理古今中外历史发现，真正达到人口十分之一动员水平的主要国家，只有战国时期中国与二战时期德国。但德国是早已工业化、交通通讯现代化的国家，其动员比战国七雄容易得多。

如果说动员水平只是一个维度，那么以长平之战为例，其战争形态几乎涵盖了现代战争的全部要素：外交战、心理战、运动战、阵地战、围歼战、间谍战、总动员、经济战等。即便是二战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其复杂性和全面性，也不及长平之战。因此，战国时期的战争可谓人类战争的高峰，而长平之战更是其中的巅峰之作。

为何战国时期战争如此激烈、水平如此之高？原因要从春秋时期说起。当时的战争仍保留礼仪与限制：负伤敌人不可二次伤害，不可伤及年老将士，敌军若退至五十步外不再追击，两军交战需先下战书，不可施行阴谋。晋楚泌之战便是一例：晋军战败逃跑，一辆战车陷入泥泞，楚军士兵下车相助，晋军继续撤退，楚军又帮修车，双方追逐中竟还相互调侃，笑谈逃跑经验。 这种彬彬有礼的战争形态，并非出于厚道或迂腐，而是贵族战争的产物。参战者多为各国贵族，也就是国人，而大部分人口是被统治的野人。国人与野人的对立突出，春秋战争以镇压对方野人为主，斩尽杀绝反而损人不利己。

孙武时期开始，战争理念有所转变，但真正彻底改变局面的是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所谓变法逻辑简单：通过改革打破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将野人纳入政府与军队体系。谁变法早，谁强大早；谁变法彻底，谁能真正崛起。但变法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国人长期支持君主，野人长期被排斥，变法让二者同等待遇，必引发国人不满。各国变法力度不同：国人力量强或危机不大者，如齐国、楚国，改革不彻底；魏、韩、燕虽改革大，地理条件限制发展空间，命运不佳。危机感强且空间可发展者，如秦、赵，商鞅变法与胡服骑射改革则成效显著。 这种变法力度不可小觑，可与英国殖民地改革相比拟：英国为赢得殖民地支持，打破英国人与殖民地人的待遇界限，能力立功者不分出身都可晋升，贵族不得不低于有功的殖民地人，哪怕平民也可出将。战国的变法更为彻底：胡服骑射让赵国人穿胡服、采纳胡人生活习惯，胡人纷纷携战马加入赵军；商鞅变法则打破一切等级界限，不论出身，只论功劳，普通士卒可升至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大将军，白起即是明证。 因此，战国军队上战场的士兵眼中的敌人，不再是普通对手，而是爵位、耕地、奴隶，是全家人的未来与荣华机会。这种公平与晋升通道，无论在一战、二战时期的欧洲，还是当今世界，几乎无可比拟。正是这种空前彻底的变法，充分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也造就了战国战争之所以如此惨烈、激烈、层次丰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