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这场战争在战术层面上无疑是极为精明的,但在战略高度上却让人难以尽释:就算孙权真的拿下了合肥,对曹魏而言,实质性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曹魏最终覆灭,真正获益的反而是刘备。人们戏称孙权为“孙十万”,这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因为合肥,这个孙权一生中六次进攻都铩羽而归的地方,几乎吞噬了他所有的功业。后世评价孙权在军事能力上不及曹操和刘备,也多源于此。但若仔细分析,对孙权而言,他生平最有机会一举拿下合肥的时刻,其实是在关羽攻取襄樊之时。可面对荆州与合肥的选择,孙权毅然选择了荆州。这并不能说他错了,只能说明孙权在战略眼光上稍显局限,未能预见长远后果。
孙权最终倾向进攻荆州,其中的关键因素或许在于守卫合肥的是张辽,而江陵的守将则是麋芳。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势中,最没有登基野心的正是孙权,而最不想统一天下的,也是孙权。对他来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便成为了核心战略:当强大方略联合弱势一方去牵制另一强权时,孙权的战略便能自圆其说。这一思路始终贯穿他的整个生涯——赤壁之战联合刘备击败曹操,襄樊之战与曹操达成某种默契,猇亭之战后坚守与蜀汉的联盟。 回顾当时局势,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被击败之际,张辽仍守合肥未曾行动。此时,孙权选择向曹操低头称藩,如果孙权不与曹操合作,合肥守军根本不可能援助曹仁。更进一步说,即便孙权拿下合肥,并能够守住它,其战略意义也非常有限——荆州仍掌握在关羽手中,合肥的战略价值只有在完全控制荆州后才能显现。有合肥固然比没有合肥好,但这个“好处”也只是相对的。而若孙权贸然取合肥,无疑会招致曹操最疯狂的报复,这是孙权难以承受的风险,而且刘备不一定会出兵相助。 孙权在长期的对外战略中,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当时,孙曹矛盾远大于孙刘矛盾,而这一矛盾无法单靠外交化解,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暂时解决。孙权不可能坐视江东上游尽在自己掌控之外。为了获取荆州,孙权甚至不惜向曹操称臣——在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二一七年的濡须口之战后,孙权秘密向曹操请降。为了完整占据荆州,他不得不采取这一策略。在这种局势下,孙权自然不可能轻举妄动去袭击合肥。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孙权不选择“背盟”,那么张辽也绝不会放下合肥去增援襄樊。救援曹仁的军队有数路之多,包括于禁、徐晃、张辽和裴潜。若孙权攻合肥,最多只能牵制张辽的一路兵力。在孙权取得荆州后,虽曾多次尝试攻取合肥未果,但他随即再次与蜀汉联合,这一原则性策略——与弱者联合牵制强者——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未变。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魏、蜀、吴三家的战略格局:之后,刘备与曹丕相继讨伐孙权,尽管孙权屡次胜出,但他终究局限于江东,失去了染指中原的任何机会。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与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