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旗子落了,全舰队散了,甲午的败局早写在1890年。
那天定远舰上,刘步蟾让人把琅威理的副提督旗降了下来。没人打起来,也没人骂街,就是一根绳子一拉,旗子垂下去了。这事后来被说成“争权”,但其实不是谁想当官,而是没人再敢按英国人那套规矩练船、管炮、带兵了。
琅威理不是洋顾问,他是北洋水师唯一能看懂锅炉压力表、能算出速射炮齐射误差、能在黑夜里让四艘船编队不撞上的那个人。他走后,训练计划贴在墙上没人执行,开花弹堆在库房发霉,靖远舰的汽管漏气修了三次还是嘶嘶响。
长崎那次,琅威理拦着不让水兵上岸打架,不是怕事,是他知道日本人在码头数咱们的炮位、量咱们的吃水。李鸿章却觉得舰队开过去,亮亮大炮就吓住人了。结果吓没吓住别人不知道,自己真信了。
撤旗那天,李鸿章回电说“刘步蟾所办甚是”。七个字,比什么处分都狠——意思是,听你自己的人,别信洋人的道理。从此丁汝昌管不了舰长,舰长管不了管带,管带只管自己船上那几十号人。黄海打起来,定远和镇远离得近,却连旗号都打不明白。
日本那边,道格拉斯教完操典,东乡平八郎就带着本子抄;英国人一走,他们自己接着练夜袭、练鱼雷、练煤耗。天皇真从俸银里扣钱买舰,不是演戏,是写进预算的硬条子。咱们呢?开平煤矿送来的煤,烧起来冒黑烟,锅炉结厚垢,航速掉两节,没人查账,只查谁没按时点卯。
水兵在旅顺喝花酒,管带在天津买宅子,济远舰的炮塔油封都干裂了,还说“打起来再说”。打起来当然说不完了。
琅威理走前说过一句:“没有制度,船越大,沉得越快。”他没骂人,也没拍桌子,就收拾箱子上了英国船。
那面旗子掉下来的时候,其实没几个人抬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