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南北朝的后期,中国西北地区逐渐涌现出一个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士族门阀集团,史称关陇士族。他们不仅影响了北周、隋、唐三朝的皇族出身,还掌握着大量的贵戚豪门,可谓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几乎左右了天下局势的走向。
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士族集团,对皇权同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隋朝和唐朝初期的两位最具雄才大略的皇帝——隋炀帝与唐太宗,都曾对关陇士族采取打击措施。但两人的手段与结果却截然不同,原因何在,值得细细探究。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实际在关陇士族核心地带大兴(长安)的时间不到两年,其余大部分岁月都在外巡行,晚年更是迁都扬州。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有多重考量,其中摆脱关陇士族的牵制,是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大兴不仅是关陇士族的大本营,更是整个隋朝的政治核心。隋炀帝长期离开长安,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士族影响,却也等于放弃了对北方根本的掌控。他迁都扬州,最终不仅断送了隋朝的北方天下,也埋下了自己身亡的伏笔。 相比之下,唐太宗稳坐长安,牢牢把握大唐根基,稳定了整个天下局势。他深知,士族门阀时代已步入衰落,唯有通过稳固皇权与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削弱关陇士族的势力,为自己的政策创造有利条件。唐太宗的策略既稳妥又深远,显示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 其次,隋炀帝在打击关陇士族时,依赖的是原北齐和江南的士族,例如五贵中有两人来自江南,一人出自北齐。然而,这些旧士族早已没落,而关陇士族则正值兴盛之势。用已衰的势力去压制新兴的集团,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行,势必引发反扑。 唐太宗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依靠庶族地主来制衡关陇士族。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有大半出身寒门,这些庶族代表了当时最进步、最具广泛政治代表性的力量。唐太宗打击关陇贵族,不仅顺应历史趋势,也胸有成竹,底气十足。 第三,隋炀帝打击关陇士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完善科举制度,然而这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见效;二是巡行迁都、提拔北齐和江南士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不仅效果有限,还极易激起关陇士族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江都宫变的惨剧。唐太宗则更加高明:一方面继续完善科举制度,提高庶族地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修订《氏族志》,赋予关陇士族较高的荣誉和影响力,同时彻底改变皇权与士族的关系——从原来的王与马,共天下,转为论功行赏与一朝天子一朝臣。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改革,使得后来的唐高宗与武则天,才能清楚地掌控士族门阀对政治的影响,为大唐皇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