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这一段时期在清朝历史上被称为多尔衮专政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顺治皇帝名义上是国家的君主，实际的最高权力却牢牢掌握在多尔衮手中，他也因此成为了整个清朝的实际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多尔衮采用了非常明确的政治策略——一抬一打。

所谓的一抬，即是将两白旗的势力抬高。在这段时间里，多尔衮积极扶持自己的亲信，尤其是他的两位亲兄弟，阿济格和多铎，他们在朝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除此之外，苏克萨哈等两白旗的重要将领和官员，也被多尔衮重用，掌握了朝廷的多个关键部门与职务。这一策略有效地巩固了他在朝中的权力基础。

而与之相对的一打，则是针对其他政敌，特别是皇太极去世后，两黄旗的势力。两黄旗在当时的清朝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皇太极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曾一度得到过豪格的支持。然而，面对这一强敌，多尔衮采取了残酷的打击策略，将两黄旗的势力分化瓦解。部分人选择投降，成为了多尔衮打击其他政敌的帮凶，而更多的势力，如索尼、鳌拜等人，则依然选择与多尔衮对抗。结果是，这些人最终都遭受了多尔衮更为严厉的打击与报复。

清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继位问题随之成为朝廷的焦点。因为皇太极并未指定继承人，清朝的继位之争在随后的十七天里愈演愈烈。争夺皇位的主要对手是多尔衮与皇太子长子豪格。多尔衮背后有两白旗的强力支持，而豪格则得到了两黄旗的支持，势均力敌。特别是豪格的背后，不仅有两黄旗的支持，还包括掌握正蓝旗的力量，整体实力与多尔衮相当。 然而，豪格的一句话改变了整个局势，他的谦逊让他失去了几乎到手的皇位。我福小德薄，焉能堪当此任。这个言辞看似谦虚，实则成为了他丧失皇位的关键所在。正当场面一度陷入僵局时，索尼与鳌拜站了出来，他们的话语直指核心：吾辈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这一番话，无疑给了在场所有人极大的压力，也让局势更加紧张。此时，阿济格已悄然离开会场，显然是去调兵遣将，八旗内部的冲突看似即将爆发。

在这关键时刻，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提案，建议由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福临继位的提议得到了多尔衮和其他大臣的支持，最终年仅五岁的福临顺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顺治的登基，实际上是多尔衮精心布局的结果，也为他后来的权力扩张奠定了基础。

随着顺治皇帝的即位，多尔衮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支持豪格的许多大臣，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济尔哈朗虽然是顺治皇帝的辅政王，但深知自己在权谋上的能力远不如多尔衮，因此主动将自己的地位让给了多尔衮，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尽管如此，多尔衮的权力欲望并没有因为济尔哈朗的让步而得到满足，反而更加膨胀了。

多尔衮的首要目标是瓦解两黄旗的势力，这一策略旨在彻底摧毁豪格支持者的力量。在多尔衮的高压态势下，拜音图家族首先投降，紧接着，豪格的亲信何洛会也选择了叛变，主动向多尔衮告发了图赖、图尔格等人，这些人随后被废黜。豪格与多尔衮的矛盾也因此愈加激化，多尔衮找到了一个借口，几乎将豪格置于死地，幸好顺治皇帝的干预让豪格保住了性命，但他也被贬为庶人。

与此同时，谭泰、冷僧机等人也投降了多尔衮，并为他检举揭发了其他两黄旗的将领和朝臣。两黄旗的势力迅速被瓦解，豪格的支持者几乎全被摧毁，剩下的几位豪格的支持者最终也未能逃脱多尔衮的打压。

豪格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最终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顺治五年（1648年），豪格在平定四川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后回京，正准备享受胜利的荣光时，却被多尔衮以诸如冒功领赏和用人不当等罪名下狱，遭受折磨。最终，豪格在四月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多尔衮在摧毁所有政治对手后，进入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的生命并没有长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的喀喇城。随着他去世，顺治皇帝得以清算多尔衮的罪行，特别是在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借机拿回了皇帝的玉玺，并开始恢复顺治皇帝的亲政。

顺治皇帝经过一番清算，迅速将多尔衮的势力彻底摧毁，甚至不惜挖坟掘墓，将多尔衮的尸体摧残至极。与此同时，那些在多尔衮专政时期始终没有屈服的大臣如索尼和鳌拜，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索尼被提拔为内大臣，鳌拜也得到了顺治皇帝的器重。

最终，随着多尔衮的倒台，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了朝中的关键人物，顺治皇帝也开始削弱皇室宗亲和八旗旗主的权力，将这些权力转交给了外臣。索尼、鳌拜等人成为了顺治皇帝的重要辅佐力量，为康熙初年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