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三月，一件足以让国姓爷震怒到发晕的事件悄然发生：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右路总兵马得功以及巡道黄澍觊觎郑氏在厦门囤积的巨额财宝。他们趁着郑成功南下救驾之机，带着1600余名兵力突袭了厦门。然而，贪婪无厌的马得功部六七百人很快就被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率军包围。马得功此时两面出击：一方面以昔日同僚的情谊劝说郑鸿逵，另一方面则以郑氏家人的安危威胁对方，最终，他不仅带着庞大的金银财宝成功脱身，还在行动中展现出惊人的算计与胆略。

这件事彻底点燃了国姓爷的怒火。性情刚烈的他见闻此事，不胜发指，引刀自断其发，誓必杀虏。他下令，禁止芝莞及定国与诸亲相见，并愤慨地说道：渡虏来者澄济叔，渡虏去者定国叔，弃城与虏者芝莞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其中，郑家的几位长辈在这场厦门偷袭事件中各显其能：好叔叔郑芝豹为马得功提供船只，好叔叔郑鸿逵在包围马得功之后却又放其离开，好叔叔郑芝莞甚至在战斗中直接临阵脱逃，将中左所千户城拱手让给马得功。三位亲人各自扮演的角色，让厦门付出了惨重代价——袭破我中左，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实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榖，何可胜计。可以想象，国姓爷心中的愤恨与失望达到了顶点。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马得功、张学圣等人在事件后的报告。顺治十年正月十五日，福建巡按王应元引用了张学圣提供的战报：这场战斗前后持续二十余天。按照张学圣与马得功的记录，清军在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七日出发，先是在刘五店击退明军总兵蓝英，缴获大小战马三十九匹、甲胄六十件、马褂二百六十件、大小铜铁火炮五十五门，以及枪刀五百余件。随后，清军在水上击溃明军战船数百艘。马得功在三月初一日更是一举攻下中左所千户城。至少在缴获数量上，这份战报显得可信。

然而到了三月十四日，郑鸿逵率大船包围厦门，马得功被困岛上，双方激战至三月二十五日。此时马得功自称仅阵亡一名游击、一名总兵及官兵二十五人，损失战马十二匹。显然，他清楚自己无法长时间滞留厦门，因为漳州、泉州兵力空虚。于是三月二十七日，他先将伤兵、掠夺的粮银以及大炮装船，命参将杨其志趁郑鸿逵佯溃突破包围；随后，马得功亲自带兵正面突围，击溃明军数百艘战船、数千名士兵，并活捉五名明将。

关于郑鸿逵，马得功称，他在城内抓到一名奸细，奸细称郑鸿逵之母曾劝其归降，马得功见机行事，表面上等待郑鸿逵的回应，实则在水上严阵以待，最终迫使郑鸿逵派伪官来求降，清军才得以解围。

一年多后，即顺治九年，清廷正准备与郑成功谈判时，黄、马、张三人私分郑氏财宝的丑闻被揭发。清廷震怒，这三人的贪婪行为不仅冒犯了郑成功一方，而且如此巨额的财宝竟被他们擅自瓜分，实属大逆不道。于是三人被押往京城接受审讯，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关于清军伤亡，前文提及在郑鸿逵围攻下阵亡二十七人，然而马得功在审讯中将三月十四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十天的损失夸大至四十多人。三月二十八日，泉州参将韩尚亮、冯君瑞率两千余人救援，马得功率残部脱险，但渡河过程中仍有三十人溺亡，总计损失七十余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恐怕仍未统计清楚，因为施琅率百余人坚守厦门港，对清军造成的伤亡并未列入马得功的报告。

关于郑鸿逵，明末史料《海上见闻录》记载，马得功求过海时，张抚院差人至安平，挟平国太夫人嘱定国公用船接送三百余骑及其余部队回撤。顺治十年的审讯记录中，马得功坚决否认向郑鸿逵求情，也否认有请求释放郑成功祖母的事，郑鸿逵坚守原则，不轻易投降。

至于郑氏财宝问题，张学圣口供表示，当他抵达厦门时，城已空无人，财宝情况不清。马得功也声称破城后城中无财宝，黄澍甚至虚构情况推脱责任。然而，郑氏家族及厦门百姓的实际损失巨大，如郑鸿逵致兄长郑芝龙的信中所述，侵掠中左，男女遭惨，不可胜数，宝物黄金，计近百万。

通过三人的审讯记录，我们可以窥见清军战报中的夸张成分：自报损失甚少，擒杀敌军甚多，却未列出缴获数量及俘虏人数。当然，这类战损夸大在明清战例中并不罕见，主要与双方兵力与作战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