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将领众多，尤其是初唐和盛唐时期，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迅速解决的灭国战。与汉朝的长期持久战不同，大唐的战争往往一战定乾坤，直接决定了帝国的未来。这种快速且有效的战争策略，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军事投入，还能够迅速将战败国的资源和力量纳入自己的麾下，成为扩张的工具。因此，唐朝凭借这一策略，逐步走向强盛。隋朝末期，国力衰退，民众死亡无数，大量空旷的土地等待分配，这为大唐的崛起提供了沃土。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不断兼并，国家的功臣集团日益庞大，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和食君之禄的百姓，但土地资源却越来越紧张，民生困顿，导致许多政策的执行困难重重。战争虽然是赏赐的途径，胜利可以带来丰富的战利品（抢夺），因此战斗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唐朝的建立源自关陇集团的力量，而关陇的武人视关中为天下的心脏，绝不会允许外人对其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中原的政权往往视西北和辽东为偏远之地，任由其荒芜不管。

回到渭水之盟，唐朝本完全有能力击败突厥，但若按当时的情形进行较量，双方的损失都将极其惨重，且无法一举消灭突厥，因此当时的决定是明智的。李世民的战略眼光更是非凡，尤其是在击败东突厥、薛延陀、高昌、龟兹、吐谷浑、于阗等地时，他每次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强调师出有名，即先进行警告，再发兵，奉行先礼后兵的原则。

在这种时机出击，不仅能确保胜算，也能够争取到更多外部势力的支持。李世民在关键时刻敢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自己的决策，不打则忍，要打就必胜成为了他的准则。贞观初年，唐朝经济尚未恢复，李世民掌控的力量也未能与突厥抗衡，因此他选择忍耐。而当时，也有建议迁都的声音，类似于赵匡胤所面临的困境。赵匡胤虽然有眼光，但与李世民的果敢果断相比，还是略显不足。

李靖在征讨吐谷浑的战役中，运用了南北两路合围的策略，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奇袭。北路由李靖亲自指挥，南路则由侯君集担任总指挥，双方同时进攻，经过几千里的行军，摧毁了吐谷浑的主力军，并且通过数十场战役，接连攻占沿途的城池，最终会师以猛攻的方式，敲响了吐谷浑灭亡的丧钟。李靖的战略犹如现代海湾战争般精彩，他率领精锐骑兵先行消灭了突厥的指挥机构，随后，唐军调动十几万兵力，从六个方向包围突厥，彻底摧毁了颉利可汗的军队，成功俘获了他。

当时的突厥已经岌岌可危，所谓的控弦百万已成历史。大一统时期的木杆可汗，起初由始毕可汗领导，然而仅仅三十年内，这个强大的帝国便分崩离析，突厥陷入了长时间的内斗。东突厥的衰败开始于突利可汗时期，颉利可汗在薛延陀汗国的挑战下逐步败退，西突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阿波系在室点密系的压制下渐显弱势，最终，唐军的到来使得西突厥的十个部落纷纷归顺。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帝国。从现代的眼光看，大唐几乎每天都在为扩张而努力，一旦停止扩张，帝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在唐朝底层，有成千上万的军人等待着通过战争建功立业，获得赏赐。因此，外部的扩张不仅是为了国土的增长，对帝国自身来说，也是避免内部崩溃的一种方式。一旦扩张受阻，帝国将面临严重的内乱，藩镇叛乱正是过度扩张的产物。安史之乱的爆发，便是唐帝国内耗的开始，帝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虽然节度使的高度集权制度本身隐含着严重的风险，但如果当时的唐朝能够像张九龄所制定的那样，保持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玄宗后期加强治理而非陷入权术，节度使的叛乱可能会被延缓几十年。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交织，唐朝的衰退或许并非完全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