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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之初，三峡大坝耗资近2500亿元，这数字令人咋舌，仿佛是一只贪婪的“吞金兽”；然而大坝建成后，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却远远超过建设成本，凭借稳定上升的发电量，摇身一变，成为一台“印钞机”。不过，即便是最忙碌的印钞机，也有休息的时候，三峡大坝亦不例外。那么，这座巨型工程是如何完成从“吞金兽”到“印钞机”的身份蜕变的？又是什么力量，让它宁可牺牲巨额收益也要降低水位？

水患，自古便是困扰中华大地的顽疾。治水，几乎是人类的天性与梦想，正如古人所言：“水治则国治。”早在秦昭王时期，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将成都平原打造成“天府之国”，从此水患几乎绝迹，巴蜀之地因此富饶，而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也因此落地生根。时至今日，都江堰依旧发挥着它的功用，宛如耄耋老人静静守护脚下缓缓流淌的岷江，注视着繁华的成都。

都江堰的成功不仅让历代能工巧匠心生欣慰，也让历代统治者明白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则国家旺”成为共识。岁月流转，如今中国大地上已遍布数以十万计的水力发电站，而上下游落差超过三十米的大坝数量居世界之首。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三峡大坝。从最初提出建设设想开始，这一工程就承载了厚望。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开发三峡的构想，随后的几代领导人也不断推动，为的就是让长江流域的人民免受洪水之苦。

1944年，美国修建“田纳西大坝”的总工程师受邀来华，实地考察三峡地区，为开工筹谋蓝图。历史变迁，国民政府已成往事，但我国建设三峡的决心愈发坚定。十多年后，毛主席在武汉三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中“高峡出平湖”，气势磅礴，如同预示着未来雄伟的工程画卷。 三峡大坝自此进入漫长而激烈的论证阶段。最终，1993年建设决议获批，翌年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建设过程耗资接近2500亿元，当时是世界上投资最大的工程。如此庞大的开支，让“吞金兽”之名显得恰如其分，但大坝并非单纯的资金黑洞，而是一台高效的“印钞机”。

自2003年起，三峡大坝发电量稳步上升，累计发电近14000亿千瓦时，几乎覆盖了南方大半地区。按照2019年每度电0.54元计算，其经济价值已超过7000亿元，而且这只是按照最低电价计算的结果，没有将工业用电的高价单独计入。换句话说，三峡大坝早已回本，并且创造了巨额利润。除发电外，三峡大坝还改善了长江通航条件，连接上下游城市，昔日险恶的水道得以疏通，使航运安全与贸易效率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水涨船高。

建成后的三峡工程不仅防洪、发电，还极大便利了航运。过去长江犹如一条夏季狂暴的巨兽，水漫城市、吞噬民居，每次航行都惊险万分。而三峡工程修建后，宜昌至武汉的航道隐患消除，百余处滩险被整治，长江顺畅平稳，沿线经济也随之繁荣，可谓“福泽万民”。

然而，纵然三峡大坝创造如此丰厚效益，它仍会“怠工”。每年夏季，三峡大坝会从“印钞机”身份暂时转变为“防洪泄洪大坝”。南方夏季雨水充沛，长江流经的区域尤甚，洪水频发。三峡自始即定位为“防洪为主，发电为辅”，若为经济利益而忽视防洪，后果不堪设想。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的母亲河，养育无数生灵，但恩泽与灾难并存。百年来，洪涝灾害频繁，1152年至1998年间共发生水灾84次，1931年一次洪水便造成2800万人受灾，死亡14.5万人。明清时期，荆江段洪水几乎每十年一次，农田毁坏、桥梁倒塌、人畜伤亡不计其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土壤破坏不可逆。洪灾带来荒灾，荒灾又加剧人祸，历代朝廷财政困顿，嘉靖帝更通过开捐纳、卖官鬻爵筹措资金，导致官僚腐败，吏治日益败坏。长江治理，唯有从根本上加固堤防、分蓄洪水方可解决。

因此，每到汛期，三峡大坝便进入“休整期”，专注防洪泄洪。大坝总容量达221.5亿立方米，百年难遇洪水也难撼其身。全长483米的泄洪坝设有47个主泄洪口，配备49台超高功率液压启闭机，并辅以先进计算机监控网络，实时监测水位和坝体压力，确保安全。自2008年至2021年，三峡大坝至少成功完成40次拦洪，百年一遇洪水亦无法动其分毫，守护着下游城市安宁。

长江，曾是一片“烂摊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接手的是堤防年久失修、战火破坏后的江河。长江沿线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洪水稍一泛滥，损失便极为惨重。如何驯服长江、根治洪患，成为新政权亟需解决的课题。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并将目光锁定三峡工程，期望通过它彻底解决长江水患，为农业和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如今，中国发展蒸蒸日上，而三峡大坝也正当壮年，雄伟挺拔，肩负着防洪泄洪的重任，庇护华夏大地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