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雄心壮志，似乎一直都在和汉武帝的历史足迹作比较。汉武帝虽然在任内推行了大量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的政策，确实也是在晚年才露出破绽，而杨广只用了不到十年就迅速地把隋朝推向了灭亡，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毕竟，汉武帝的政策需要时间逐步推行、积累影响，而杨广所面临的局面，在其父杨坚的基础上，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敲骨吸髓的框架，所以他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展现出更高的效率。

当时，尽管山东一带的民变愈发激烈，但对隋朝的政权来说，威胁并非致命。毕竟，那些反抗的民众多数是为了生存，等到他们成功地打败了周围朝廷派出的军队，达成了他们的短期目标后，绝大部分起义军首领的选择其实是去占山为王，敛财生存，而非冒着生命危险与隋军决一死战、推翻王朝。所以，从杨广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去重新争取民心。

汉武帝在当时的关东地区面对大量盗贼起义，便颁布了所谓的沉命法，也就是规定一旦某个区域出现了盗贼未能及时清除，当地的官员将要自负其责。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对起义军的发现便逐渐变得保守，宁可不报告，也不愿主动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这一政策或许是汉武帝有意为之，毕竟对于起义军的过度压制可能会激发他们的绝望心理，反而让这些人变得更为凶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朝廷的高压政策变相地帮助了起义军的训练。而任由这些起义逐渐壮大，实际上，大多数起义军最终还是会认清朝廷和百姓谁更容易对付。因此，汉武帝最终还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通过逐步清剿，最后平定了局势。

隋炀帝显然受到了汉武帝的启示，针对山东一带的盗贼，他颁布了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如果能平定盗贼，就可以获得盗贼的全部家产。杨广此举，意在激励地方官员积极打击盗贼。然而，现实中，这项政策的后果并非如他所愿。因为在当时，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污蔑当地富户为盗贼，进行谋财害命，而非去与真正的起义军对抗。这样一来，隋朝的局势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整个国家的秩序更加动荡。

不过，隋朝的地方控制力相较于秦朝还是要强得多。回想当年，陈胜吴广起义仅仅用了百日，便让秦朝在关东地区丧失了控制，甚至直逼咸阳。而隋朝的起义军则不同，山东的起义军虽然多次反抗，经过了数年的流动，但始终未能突破隋朝的控制，直到李密加入瓦岗军并成功击败隋军大将张须陀，才真正对隋朝的统治形成了威胁。

至于杨广为什么长期留在江都不回长安，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害怕起义军的压迫。然而，站在当时的格局来看，杨广可能并不是因畏惧起义军而选择躲避。他若真怕起义军，应该是躲进长安，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原、河北、江南等地都有起义军，唯独关中和巴蜀相对平静。如果杨广害怕起义，他应该选择躲到更为安全的地方——成都。而他偏偏选择了待在江都，或许这背后有更深的政治考虑。

杨广的命运，或许早已被他的雄心和理想所注定。他有过非常宏大的抱负，但最终却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暴君。他一心想追赶汉武帝的脚步，然而时代赋予他的机遇与能力并不匹配，他的种种过度操控和高估自己的判断，最终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杨广并没有珍惜民力，也缺乏对治理天下的敬畏心，他的领导风格充满了表演型和鸵鸟型的性格。面对历史的巨大挫折，尽管他或许曾有机会扭转局面，但他选择了不抵抗，行动迟缓，且总是偏安一隅，过于依赖幻想和逃避现实。杨广的历史，给后来的唐朝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即使不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他继承了父亲杨坚建立的开皇之治的盛世局面，但最终还是在自己的执政下走向了身死国灭的结局，这实在让人感到无比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