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为什么要降清，封建史家的传统观点说是因为刘宗敏抢了他的爱妾陈圆圆(《明史》《清史列传》皆作陈沅)，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

者也。这种观点把明末三种政治力量——关外的清兵、李自成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长期斗争的结局，归结为一个妓女的被劫，当然是错误的，需要予以澄清。但是最近姚雪垠先生在《论圆圆曲》一文中，把陈圆圆问题提得很高，他说:“陈圆圆的故事关系着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李自成进北京后迅速失败的原因，如何认识吴三桂降清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刘宗敏如何评价等重大问题。”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论证，说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陈圆圆已经死于宁远，李自成进北京以后，其人已不存在。所以关于刘宗敏拷掠吴襄追索陈圆圆以及吴三桂勾引清兵打败李自成后复得圆圆，后来到了云南等等，全属虚构，是出于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和对吴三桂降清的诛心鞭挞。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用否定陈圆圆其人其事的存在为李自成在北京的失败、刘宗敏的评价和吴三桂的降清寻求新的论证，毫无必要。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对待历史人物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而是如何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为此，有必要对陈圆圆的事迹做一番考察，看看客观事实怎样回答我们。

一、陈圆圆的家世与出身

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把人们分为贵和贱，而且贵贱是不能相移的。依据明制人们的身份有良和贱，大多数人无论是贵族或者平民，都是属于良，另外极少一部分人，由于祖宗犯法被株连和籍没，或其他原因(如世操贱业等)而沦为奴仆、乐户、娼优等，则属于贱。明律规定，良贱不能通婚姻，贱籍只可以供人纳妾和做奴仆。所以人们一旦落入贱籍，就万劫不复，世世代代不得翻身。许多记载说陈圆圆是苏州名妓，色艺双绝，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她是天生的尤物，定非良家子女。陈其年《妇人集》就说:“姑苏女子圆圆，戾家女子也。”因为“戾家”指非正途出身。由此人们怀疑陈圆圆可能出身于倡优之家。其实并非如此。《(道光)武进县志》说:

圆圆，金牛里人，姓陈氏，父业惊闺，俗呼陈货郎。崇正(祯)初为田戚畹歌妓，后以赠吴逆三桂……三桂镇云南，叩圆圆宗党，谬以陈玉汝对，乃使人以千金招之。玉汝笑曰:“吾明时老孝廉，岂为人宠姬叔父耶?”谢弗往。陈货郎至，三桂觞之曲房，持玉杯，战栗坠地，圆圆内惭，厚其赐归之。

地方志系官书，由地方官组织本地乡绅耆儒集体纂修而成，对于本地有关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是经过一定的征询和调查的。所以陈圆圆原系武进人，父亲是个货郎担，家境比较贫寒，后来流落倡妓，归吴三桂后到了云南，吴三桂还派人到武进招她的亲属，这些记载都应该是可信的。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又说:

平西王次妃陈氏，名元，武进奔牛人，父好歌曲，倾资招善歌者与居，家居常十数人，日夜讴歌不辍，以此破其家。由是讴者不来，家居无聊，有一子甚戆，顾其女倩而慧，恒教之歌，盖以自乐也。父死，失身为妓。予邑金衢道贡二山之子若甫，往金华省父，道出浒关，见之悦。输三百金赎之归，室人不容。二山见之曰:“此贵人。”纵之去，不责赎金。田皇亲觅女优于姑苏，得元歌舞冠一时。……会平西镇滇中……移檄江南，为访其母兄，抚按下之武进，榜于通衢，旬日，其兄戆而村居不知也，其亲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认，细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逡巡久之，为众人怂恿，乃敢自言于官。官发人夫传而去。元闻母兄至，拥侍女百余骑出廓来迎，其母髦年，见□(虏)装飞骑至，已惴惴矣。及相见，元跳下马，抱母而泣，母不知为己女也，惊怖死，久之乃苏。由是不乐居府中，数请归，平西王乃厚资遣之。

李介立，又名白眼狂生，明季遗民，江阴人，对明末清初时事，特别留心，他的著作保存了许多不被当时人所注意的重要事实，他说他的同乡贡二山之子贡若甫，去金华省亲时曾买娶陈沅。据《江阴县志》，贡二山亦名贡修龄，万历四十七年(己未)进士，明末曾官金华等地。这就充分地证明了陈圆圆确有其人，并不是好事者为了讥刺吴三桂而虚构出来的传奇，以讹传讹。江阴与武进接壤，李介立说她的父亲好歌曲，家道中落，沦落为妓，她的哥哥和母亲曾至云南，虽与《武进县志》所说略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相符合的。即陈圆圆确是武进人，出身于良家，家道贫寒，后流落到苏州为妓，由于偶然的机会荣显之后，并未忘记父母。她确曾随吴三桂到过云南。她的亲属也因吴三桂之招而去过云南。所以姚雪垠先生以陈圆圆为苏州名妓而说她“根本不是无名的良家少女”，并且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就已死在宁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陈圆圆在苏州被掠

陈圆圆流落到苏州为妓(艺妓)，怎样到了北京，后来又如何落入吴三桂的手中?过去的传统说法是崇祯帝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到苏州营葬时买来的，后赐吴三桂。《清史列传·逆臣吴三桂》说:“三桂尝就嘉定伯周奎饮，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后来修《清史稿·吴三桂传》时只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自成所遣守关将。”略去嘉定伯一节，大概已经发现前说不确，故阙而不载。根据目前资料，我们认为陈圆圆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春由田弘遇的女婿锦衣千户汪起先从苏州抢来的。徐树丕《识小录》卷2“合记诸不肖始末”云:

壬午四月，忽有宋公子掳优妓陈元一事，事本无关于地方，而幺斗筲相率而为垄断，有令人冷齿，更令人指发者。宋公子者，父为黄门，生而凶戾，父亦莫可如何。陈元者娼而优，最淫，惟以淫故，有衣麻衣之乡绅与之昵，而锦衣汪起先者，自负田妃之妹婿，朅来吴中，声势烜赫，缙绅之不肖者，谓此奇货可藉以通内也，未同而入幕，与之往还无间，因睹元于戏场而悦之，强聘为妾。既成婚矣，麻衣惜元之去，谋之公子，谓:“沙将军夺我章台柳，子能为侠士所为乎?”公子惟惟，号召无赖数百人，乃持刀杖，昼入其室，掳元去，行李中白镪古玩约值可万金，劫之一空，麻衣与公子相顾欣然，以为得计矣，而黄门者闻之，惶惧欲死，念彼锦衣方凭椒殿宠灵，为要人之所趋走，而吾豚犬，乃撄其逆鳞，彼且挟不世之怒而逞于我，我其齑粉矣。急诣锦衣，长跪不起，涕泣而道谢，教儿子不谨，又囚服而诉之上官，捕无赖数人置之狱。 于是二不肖乃迭为宾主，请锦衣坐上座，令黄门行酒谢罪，掳去优妓，则勒限伍伯四出访求，得之卢生家卧室中，仍归之锦衣之室，重讲合卺之礼，二不肖更衣绯而为小相焉。锦衣再得元，出于望外，散去之物，已不复问。……不肖者二人不指其名，一曾官木天假建白而归，一属南司马以降处卧家云。

刘建《庭闻录》(卷一)云:

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弘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弘遇善之如初。

由此可知，陈圆圆在苏州梨园，红极一时，一些地方豪绅竞相追逐，所谓“衣麻衣之乡绅”者乃浒墅人周玉沙，曾官刑部，在家居丧，因与另一豪绅铨部某争狎陈圆圆而声名狼藉。汪起先为了夺取陈圆圆在苏州引起了一场风波，借助于官府而达到了目的，然后献给田弘遇。田弘遇，陕西人，是崇祯田贵妃的父亲，官封左都督，崇祯十四年(1641)奉命到南海普陀山进香，崇祯十五年(1642)秋回到北京，沿途抢劫妇女，掠夺财物，对东南一带扰害很大。所以有些记载就直接说陈圆圆是田弘遇在进香途中买来的。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云:“陈沅者，田皇亲弘遇游南京所携归名妓也。田还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因为汪起先在苏州抢夺陈圆圆时，正值田弘遇进香归来途中。很可能汪起先此举就是奉田弘遇之命干的。此次田弘遇所携名妓除陈圆圆和顾寿而外，还有杨宛。杨宛，字宛叔，原为茅元仪妾，善书画。茅元仪死后居家金陵，田弘遇携来后让她教小女儿写字。李自成进北京后，杨宛与陈圆圆同被刘宗敏所劫，后来杨宛乘机逃脱，死于南京近郊。全祖望说:“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絷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则国难时沅尚未归吴也。”这是当事者杨宛说她和陈圆圆一同被刘宗敏所劫，圆圆被挟去，怎么能够怀疑陈圆圆被掠的真实性呢?全祖望只是根据这一点认为陈圆圆此时还未归吴，吴三桂之降清似与陈圆圆被劫无关，并未否认陈圆圆其人的存在，也没有否认被刘宗敏所挟这一事实。姚雪垠先生却以全祖望这个意见为根据，说根本无刘宗敏劫陈圆圆一事，杨宛叔之言也是由于年代久远，“辗转传误”，这种臆断令人难以信服，除非证明此说确系伪误，否则这一论点根本不能成立。

关于杨宛其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说:

杨宛，字婉叔，金陵名妓也，能诗，有丽句，善草书，归苕上茅止生……止生殁，国戚田弘遇奉诏进香普陀，还京道白门，谋取宛而篡其赀。宛欲背茅氏他适，以为国戚可假道也，尽囊装奔焉。戚以老婢子畜之，俾教其幼女。戚死，复谋奔刘东平，将行而城陷，乃为丐妇装，间行还金陵，盗杀之于野。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3)又说:“甲申寇变，宛叔携田氏女至金陵，匿山村中，盗突入其室，欲污田氏女，女不从，宛叔从旁力卫之，遂同遇害。”

由此可证，杨宛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还在田家，与陈圆圆同被刘宗敏所掠后，杨伪装成乞丐，携田氏幼女逃跑南下，到了南京近郊，被盗贼所杀。对陈沅被掠后的去向，当时还不清楚。

顾寿随优人私逃，刘宗敏没有捉到。

综上所述，陈圆圆为田弘遇所购家妓，到北京后为刘宗敏所掠，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黑暗的封建年代，一个女子很美，也会带来很多灾难，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者也。尤其是在灾荒之年，遭遇兵荒马乱，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陈圆圆从家乡武进流落到苏州，据当时看过她演戏的人，都说她色艺“擅梨园之胜”，善弋阳腔，“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她也很想借此机会，结识一些名士，出籍从良。但是许多花花公子都拿她当玩物，拒绝接纳。她在苏州两次遭劫，第一次是崇祯十四年秋(庚辰，1640)，掠夺者为“窦霍豪家”，她藏到别处逃脱了。一个被误认为是陈圆圆的妓女被抢走，可能就是顾寿。第二次为崇祯十五年春(壬午，1642)，掠夺者为“窦霍门下客”，实际就是汪起先，据冒辟疆说:“壬午仲春……因便过吴门，慰陈姬(即陈圆圆)……至，则十日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先是吴门有匿之者，集千人哗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千金为贿，地方恐贻伊戚，劫出复纳入。”所谓“窦霍”是指外戚，当时即为田弘遇，苏州邹枢说:“陈圆，女优也……常在予家演戏，留连不去，后为田皇亲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师。”可见田弘遇为了掠取陈圆圆，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当时除田弘遇外，宫廷也曾屡次派人到南方去为皇帝购买歌舞女子。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庚辰、辛巳(崇祯十三年、十四年)间，大珰曹化淳辈使人于南京、扬州用重价得歌舞女子数人，上甚宠之，即辛巳册立为嫔者也。”孙承泽《思陵典礼记》也说:“庚辰，大珰于南中买歌舞女子数人，上甚宠之，缘是累月未与妃(田妃)相见。”当时正是农民起义遍及中原，关外的清兵屡次深入内地，蹂躏京畿。壬午之役，清军一直南下到山东兖州，攻陷内地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明王朝顾此失彼，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是统治者依然醉心于歌舞女子，诛求无已。田弘遇掠杨宛、陈圆圆等人北归时，“道临清，几陷敌，潜免”。田弘遇掳掠歌舞女子的目的，是企图用女色和裙带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田妹嫁蓟辽总督吴阿衡。崇祯十五年七月田妃病笃时，崇祯去看她，“妃无言，惟以外家女兄弟为嘱”。田妃死后，田弘遇援引万历的宠妃郑贵妃弟郑国泰曾授左都督例，要求封他的小儿子敦吉为都督签事，以“延贵妃遗泽”。还计划把他的小女儿送进宫去。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田弘遇死。吴襄亦是同年十一月奉调从宁远徙家京师，所以陈圆圆归吴三桂大概在田死前后，与田弘遇另一家妓冬儿归山东总兵刘泽清约略同时。这年五月，吴三桂与马科、刘泽清曾经入京陛见，当时清兵出关，大学士周延儒督师，官兵邀击清兵于螺山(今北京怀柔北)，八镇兵不战而逃，只有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关总兵马科入援，屡有斩获。五月甲辰(十二)，“谕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十三日早朝毕大学士吴甡曾于午门外见到吴三桂，询问宁镇兵数。“丁未(十五)，宴入援总兵吴三桂、刘泽清、马科于武英殿。”又《吴诗集览》卷十一《杂感》其五云:“武安席上见双鬟。”设若吴三桂是于田弘遇席间初次见到陈圆圆，即应在此时。自崇祯十四年松锦之战失败以后，洪承畴、祖大寿降清，明朝北方八镇的劲旅，丧失殆尽，只有宁远总兵吴三桂军，勇敢善战，崇祯皇帝也非常倚重，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当李自成军已逼近京畿时，明廷下令蓟辽总督王永吉督吴三桂军撤宁远入卫京师，“永吉闻命与三桂以三月初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十六日入关。”这说明吴三桂当时可能曾回关内。《圆圆曲》有“恨杀军书底死催”，也是说明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姚雪垠先生说，甲申以前吴三桂根本没有机会到北京，不一定符合事实。

三、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

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如何被刘宗敏所掠，直接记述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因为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即行退出，前后仅四十二日。当时正是江山易代兵火连天之际，人心惶惶，谁还有心去注意一个妓女的命运呢?目前关于李自成在北京一些情况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当时人的事后追记。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徐应芬的《遇变纪略》、赵士锦的《甲申纪事》和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诸书，都是他们在离开北京以后回忆写成的。有些地方，由于囿于个人的见闻(包括立场和阶级偏见)，可能有失实之处，但它仍能基本反映李自成在北京的一些情况。姚雪垠先生说:“甲申三月到四月间，北京城内没有关于陈圆圆的传说。”从而断定陈圆圆根本就不在北京，怎么会发生抢劫她的事呢?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除上已引述杨宛同陈沅被劫的资料而外，我们再看李军在北京时的情况。

第一，陈圆圆当时确在北京，人们知道她是田府歌妓，与另一歌妓顾寿遭到李军的追索。陈济生《再生纪略》说:“(甲申)四月初七日，马兵纷驰于道，各官夹过未完(赃)者如陈泰来……等大受酷刑，而魏藻德之子夹打更毒，西遍传田府有吴下歌妓陈沅、顾寿，与男优私约潜遁，事发，枭男优七人。”据赵士锦《甲申纪事》和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入居田弘遇宅，在西城，专事挟打追赃，所以陈沅和顾寿之“潜遁”和“枭男优七人”，显然与刘宗敏有关。

第二，吴襄全家被系。徐应芬《遇变纪略》说:“(三月)二十九日，贼闻平西伯吴三桂请大兵十万，入关复仇，因令父吴襄作书招降，不从，遂系襄及家口于狱。”吴襄原为宁远总兵，后休致，甲申春已调回北京，崇祯为了倚重吴三桂，特升吴襄提督京营，李自成进北京后，为了招降吴三桂，曾收系吴襄，作为人质。后来李自成东征，胁吴襄与崇祯的太子、永王、定王同行。山海关之战败后，即杀吴襄，回京后又杀吴襄妻祖氏、子吴三辅等全家三十四口。可证吴襄因吴三桂之故，是全家被收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吴三桂之妾陈圆圆无疑也应包括在内。

第三，刘宗敏拷掠吴襄。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四月)初四日……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终知不免，阴遣人贻书于子云。”李自成进北京后，对所有明官，尽行收系，按等进行追赃。杨士聪当时被拘于刘宗敏宅(即田府)，他说李自成为了招降吴三桂，对吴襄有所宽容，但时间已经太晚了，未能奏效。这与《鹿樵纪闻》说:“宗敏于是系襄索圆，吴三桂闻之，还兵据山海关……报至京师，自成切责宗敏，立释襄，厚加抚慰，使作书谕三桂，三桂不从。”正相符合，证明收系吴襄并加以拷掠者正是刘宗敏。刘宗敏当时是负责追赃的，大部分明官都系于刘宗敏宅。

另外，据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汤若望记，李自成进北京三天后，就派一个下级官吏去找他，说“我们是奉二王爷的命令来领他到他那里去的”，汤若望被领到住处时，“在第一个室间内，汤若望瞧见许多高级官员，正在受刑拷问”，当“二王爷”一见汤若望到来时，“登时就把屋内正在献技之女优女伶驱至屋外”。在李自成军内称“二王爷”，并拷问高级官员进行追赃者，正是刘宗敏。这些献技之女优，是否有陈圆圆在内，不得而知，但刘宗敏在进北京以后征歌挟妓，则已昭昭在人耳目。

据上所述，我们认为《明季北略》(卷20)说:“先是十六年春，田皇亲游南京，挈名妓陈沅、顾寿而北，田还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买沅去，自成入京，刘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甲申传信录》(卷8)说:“刘宗敏处田弘遇故第，闻沅、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都是有所本的，并非出于虚构。刘宗敏追索陈圆圆一事的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此十六年应是十五年之误。

显然，姚雪垠先生坚持说刘宗敏没有抢过陈圆圆，或者陈圆圆其人与大顺军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陈圆圆其人，而是为了说明李自成进北京以后，军纪很好，并无抢掠妇女之事的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李自成进北京后，开始纪律是好的，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到了山海关之战大败以后，就将北京的骡马和财物掠夺一空，运往西安，最后放了一把火，把明宫室烧掉，这在李自成失败的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李自成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刘尚友《定思小纪》说，李自成在攻北京前，曾与将士约:“诸军若出死力，破京师，当任所欲，淫掳杀掠不尔禁。”由是群贼皆用命。由于牛金星的反对，改日才又下令说:“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贼皆骇，辰刻入城，果尔肃然。”刘又说:“贼初入城时，矫情自持，卒有强取绸肆物者，闻之立磔以徇。然耳目稍远，则纵恣自若……其在城外者，被祸尤烈。”

又赵士锦《甲申纪事》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北京时，只要人人首帖“顺民”二字，即不杀不掠。李军“俱白帽素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门俱闭，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纪律是好的。但是到了晚上，情况就变了。“日间百姓尚不知苦，至夜则以防奸细为名，将马兵拦截街坊出路，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民始苦之。”

李自成进北京后，入居大内，“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二十日……是日，予在刘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四月十二日……是日以戚畹妇女配各队营长，按册结之。不拘老少，有子者一并随养，其得少而美者，欣欣抱之马上，或遇以老丑携挟而行，亦无可奈何!”

赵士锦官明工部主事，被拘于刘宗敏宅，所见当是事实。这里明明说有美而艳的国公家媳妇被拥入刘宗敏宅，李军把戚畹的妇女分配给各队的队长，田弘遇家的歌舞女子，婢仆侍女全被李军分占，也是事实。杨士聪《甲申核真略·附录》云:“田弘遇女眷潜他处，为贼搜得，以大索联系之。妾殊美者，皆挂□衣入府，不数刻而呼謈彻于衢路矣。”另外，其他各书还记载李自成入宫后，取掌书宫人杜氏、陈氏、窦氏，而窦氏尤宠，号曰窦妃，后皆随行。又将宫女分赐随来诸将，每将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亦各得数人。由此可知，李军进北京以后，军纪变坏首先是从李自成、刘宗敏等大小将领开始的。

关于李军在北京的情况，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说，从四月二十六日山海关之战败归后，军纪大坏，“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事，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必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姚雪垠先生根据这一点，便否认李军在北京掳掠妇女和财物，实则不然。杨士聪同时又说:“贼兵无饷，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这里明明在说李军没有固定的军饷，但是士兵都很有钱，是靠掠夺得来的，怎么能够否认得了呢?只不过是杨士聪当时囚于刘宗敏宅，对兵士淫掠妇女一事未曾亲眼看见而已。是否可以说，关于农民军的这些记载都是出于官僚地主阶级的诬蔑呢?我们认为有此因素，但也不尽然。农民军的将领李岩谏李自成四事，第一条就是“扫清六宫，请主上退居公厂”、建议李自成从大内搬出来，不要住在宫内。第三条是“各营兵马仍令退屯城外……不宜借助民房，恐失民望”。就是针对当时的军纪而言的，李自成见而恶之，不听。从这方面也说明了李自成进北京以后，将帅士兵唯子女玉帛是图的情况，发展得相当严重。这就是为什么李军把追赃看得如此重要，像刘宗敏、李过、李友等这些大将，都全力投入了追赃，误了其他许多大事。更使人吃惊者是对明官进行追赃时，追赃者受赃。左谕德方拱乾“以美婢四名，贿贼将罗姓者，得免夹”。礼部侍郎杨汝成“先以妾数人送刘宗敏、牛金星，故得不杀”。刘宗敏部下有一个王旗鼓，专职追赃，谁给他贿赂，他就赦免或者少追。礼部侍郎吴履中，“械足一夹，托周钟贿王旗鼓以免，礼部右侍郎张维机夹足勒脑，杨汝成夹足一日，以金壶美婢赠王旗鼓乃免”。在这种情况下，陈圆圆乃一时名妓，被李军所掠并不为奇。她不过是若干被掠女子之一而已，何必对此讳言而予以掩饰呢?

四、陈圆圆死于云南

清兵入关以后，李自成退出北京，吴三桂复得圆圆，后来吴三桂出镇云南，陈圆圆也随之到了云南，并且死在那里。但是姚雪垠先生说，吴三桂兵败以后，清兵打进昆明，查抄伪宫，不见陈圆圆的踪迹，宫中册籍亦不见陈圆圆的名字，所以认为陈圆圆根本就没有到过云南。前据《武进县志》，圆圆到过云南。破云南后，圆圆的确切下落，也有明确的记载。

据刘健《庭闻录》载，吴三桂妻张氏，关东人，长子吴应熊之母，宠妾有陈圆圆、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等，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原系礼部侍郎李明睿妓，刘健说他父亲曾在李家见其歌舞，“果尤物也，宗伯老，为给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康熙二十年，1681)城破，圆圆先死，八面归绥远将军蔡毓荣，四面归征南将军穆占”。刘健的父亲刘昆，曾官云南同知，吴三桂叛时，胁之不从。对吴三桂在云南的情况是了解的，陈圆圆是死在云南。

又孙旭《平吴录》说，八面观音为吴三桂侄吴国贵女，非李明睿妾。吴三桂妻张氏，因长子吴应熊尚公主留质京师，反对吴三桂造反，云南城破时，“桂妻张氏先死，陈沅及伪后郭氏(吴世璠妻)俱自缢。一云陈沅不食死”。

又《平滇始末》记，云南城破时，“吴世璠自刎死，郭壮图(女为吴世璠妻)自焚死，伪太后阻三桂反之张氏先死，陈娘娘(即陈圆圆)、印太太及伪后郭氏，俱自缢”。《平滇始末》的作者自称“予吏滇，知逆藩吴三桂倡乱荡灭事颇详”。清兵围城时，“余从壁上观，我兵稍却，余心甚张惶”。可知作者当时就在云南城中，所记当是事实。

另外有一些记载，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因遭正妻之妒，或与吴三桂意见不合而出家了。所以云南有圆圆出家之三圣庵，安阜园有圆圆墓等历史遗迹。我们知道吴三桂出镇云南后，早有异志，在永历旧宫五华山，广为建筑，购吴伶年十五六者四十余人，朝夕歌舞，穷奢极欲，此时陈圆圆已是老大徐娘，色衰失宠，与吴三桂龃龉相左，分居别处，亦属可能。所谓出家为道云云者，当即指此。按《庭闻录》记，云南城破时，死人很多，“伪宫中从死者百余人”，“壮图母不死，后为尼”。无圆圆为尼之说，或许圆圆先曾为尼，但在吴三桂败后，圆圆亦死，则是事实。这说明了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了云南，最后是死在云南的。

五、余论

通过上述对陈圆圆事迹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明末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就是封建士大夫生活的极端腐朽，即便是当时的所谓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者，很多人也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不以为耻。曾与陈圆圆交好的冒辟疆，乃江左名士，与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号称“四公子”，他们在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但生活上却和一些妓女们日相唱和，流连风月。崇祯十五年，冒纳名妓董小宛为妾(先是计划娶陈圆圆，因被劫走，未成)，集复社诸名士和秦淮名妓，大宴于桃叶水阁。崇祯末，一次复社诸子聚会，“朝宗(侯方域)侑酒，必以红裙”。黄宗羲就很看不惯，他说:“朝宗之大人方在狱中，岂宜有此?尔公(张自烈)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则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官兵部侍郎、尚书，以失误封疆事下狱，而他的儿子却依然忘情于诗酒声色之中。当时士风之坏，可以想见。又如钱谦益，为江左人望，文坛领袖，年近六十，而娶二十余岁之名妓柳如是为妾，甲申之后，清兵南下，“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豫王多铎入南京，钱谦益第一个投降。明兵科给事中龚鼎孳，以千金购秦淮名妓顾媚为妾，李自成进北京后降李，授直指使，李自成败后，连忙挈妾而逃，“夫人美而艳”，“恒俯拾尘土自污”，刚出北京一两天，闻清兵入京后，诏复明官如故，又入京降清。当时有人指责他毫无气节，而龚“每与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末大学士李建泰有妾五十人，先降于李自成，后降于清，姜瓖叛清后又招李建泰为相，为清兵所执，“逃归语之曰:吾今必死，汝辈有一个肯从吾否!诸妾俱掩面而笑，窃相谓曰:汝固应死，吾等谓何?建泰寻被杀”。可见当时士大夫纳妾蓄妓现象相当严重，成为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自然也会反映到农民军的队伍中来，这就是为什么陈圆圆作为一个妓女，田弘遇在苏州花了几千两银子，贿赂地方官，以势掠去。到北京后又辗转到了吴三桂手里，刘宗敏进北京后闻沅之名，又向吴襄索取。从这方面来看，陈圆圆之被劫，并不是偶然的，乃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一种社会现象。吴伟业为此写了《圆圆曲》，吴伟业写此固然有他的政治倾向，讥刺吴三桂之降清，其中也包括对农民军的仇视。但应指出的是，吴伟业不仅写了陈圆圆，而且还写了其他许多妓女，如《临淮老妓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冠白门》《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等，并非独厚于陈圆圆，而且这些诗篇所写都是确有其人。如《临淮老伎行》，写良乡妓冬儿与刘泽清事，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圆圆曲》之可称许处，就在于他能寓史事于诗歌讽喻之中，有夸张而无伪造，在重大历史事实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人对此已经有所评论。例如刘健《庭闻录》说:

至谓三桂入卫之时，方欲取沅，与谓沅在宁远者皆非也。惟吴梅村《圆圆曲》得其实。当时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贿求毁版，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

今天我们可以不同意吴梅村的政治观点，但没有必要否认陈圆圆其人存在这一事实。

(原题《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增补)

附记

关于陈圆圆的籍贯与出身，最近出版的《奔牛镇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有下列记载:

陈圆圆生于武进奔牛，三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收养，叔父叫陈玉郎，靠走村串户挑担卖货度日，大家叫他陈货郎。陈货郎仅生一子，名陈士进，比圆圆小两岁。圆圆自小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叔父视她为掌上明珠。圆圆八岁时，乡里闹水灾，全家逃荒至苏州昆山，因姑父邢阿山在昆山一家油坊当厨师，姑母就将圆圆收留下来，教她一手针线活。圆圆很快对裁剪、缝纫、刺绣诸般女红件件皆能，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女裁缝。姑母膝下无 后，便将侄女收为养女，从姑父姓，起名邢婉芬。

昆山县知县杨永言请圆圆到府上做衣服。知县夫人见她聪明伶俐，将她留下与女儿作伴，传习女红，陪读诗文。在这里由于她刻苦好学，读了许多诗书，长了不少才学，居然会填词作诗了。当时昆山盛行昆曲，人人会唱，户户传诵，杨知县酷爱昆曲，公事完毕，经常全家同唱娱乐。圆圆天生一个金嗓子，音色响亮，声声皆丝丝入扣，吐字句句清晰，十分脆甜迷人，备受杨知县赏识。在杨知县的帮助下，经过县里几位名家的指点，圆圆演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此。杨知县每逢宴会，必请圆圆唱曲助兴，使之芳名远扬。

圆圆16岁那年，苏州城里有名的玉峰昆曲班至昆山招聘学徒，圆圆被招收进班，自此开始其艺术生涯，在山清水秀的姑苏城，圆圆艺压群芳妙龄爆红，美色倾城，艳名远扬。不久崇祯帝宠妃之兄(应为父)至苏州为皇上选美，以高价买下陈圆圆。

由上述可知，陈圆圆幼时曾寄居昆山姑家，姑父姓邢，故圆圆有姓邢之说，因喜好歌曲，故被玉峰昆曲班招去，成为玉峰昆曲班的歌妓。《虞初新志》陆次云《圆圆传》云:“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由此可证，陈圆圆确为玉峰昆曲班歌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戏曲演员。钮琇《觚剩·圆圆》云:“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词娴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古代称戏班为“梨园”。吴江邹枢《十美词记》:“陈圆，女优也……常在予家演戏，留连不去。”均可证陈圆圆是当时玉峰戏班红极一时的演员，是属于社会的正当职业，上文徐树丕《识小录》中说:“陈元者娼而优，最淫”是不实之词。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