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一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任务。这不仅因为戴季陶本人的政治背景复杂，更因为他的思想伪装得颇具迷惑性，令许多人难以洞察其真正意图。

戴季陶，字传贤，浙江人。青年时期，他远赴日本留学，深受当时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立志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他曾以天仇为笔名在报刊上撰文，激烈鼓吹排满斗争，意图以笔为戈，誓与清廷不共戴天。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担任孙中山的记室，随同流亡日本，辗转间始终不离革命志向。

袁世凯倒台之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任军政府秘书长。1918年，孙中山因滇桂军阀的排挤而离开广州赴上海，戴亦随行。1919年6月，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浪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戴季陶与沈玄庐合办《星期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推动了一定的社会进步。他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但不久退出，转而与陈果夫共同经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改名季陶，以效法范蠡弃政经商的精神。

1923年冬，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派廖仲恺赴上海说明改组原由以征求意见时，戴季陶明确表示反对。他向廖仲恺提出三条要求：一是绝不以借款为党费，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放弃原党籍，三是他本人绝不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不出席代表大会，而愿全权管理出版或报馆。这三条看似策略性的要求，实际上隐含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和对国民党独立性的执念。戴季陶坚信，一党必有其独立中心与历史地位，否则必招未来无穷纷扰。他的这些主张，也形成了后来戴季陶主义的雏形。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迫于孙中山的权威，戴季陶表面上接受国共合作，但他心底的反共意图丝毫未减。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内老一辈腐败分子不满；另一方面，对共产党人的锐意进取心生忌惮。这种矛盾使他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也暴露了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的双重性格。1924年6月，他辞去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职务，返回上海，隐遁韬晦，等待机会。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领导层震荡，为右派提供了活动空间。戴季陶遂提出建立纯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以此规范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行为。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表面上承认共产党员的加入合法性，但实质上强调必须遵循孙中山遗教和所谓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并以纪律约束不遵守者。此举为日后形成戴季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的上海岁月，戴季陶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动理论著述，出版《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系统阐述其反动思想：他将三民主义神化为国民党的绝对指导原则，否认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核心作用，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以保持所谓纯粹性，并为帝国主义辩护，企图将国民党改造成资产阶级单一阶级的组织。这些都是戴季陶主义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批判。瞿秋白指出，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哲学基础不过是唯心论的道统说，将革命理想窄化为仁慈忠孝的道德规范，掩盖了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的现实需求。陈独秀强调，戴季陶忽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错误地以国家民族需要为由否认工农阶级的革命力量，削弱了民族斗争的根本动力。萧楚女则尖锐指出，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自辩的合理性，其立场荒谬至极，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合法性辩护。

为普及批判，萧楚女将自己的文章整理出版，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本质。然而，中共中央对批判的态度并不彻底，甚至公开声明不负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批判效果。尽管如此，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内部仍逐渐发展，成为新右派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理论旗帜，并在中山舰事件等行动中产生了实际影响。

戴季陶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紧密相连，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与民族解放中的矛盾心态，也折射出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对其批判不仅是政治斗争，更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