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这是苏轼在与好友章惇通信时，提及弟弟苏辙生活困境时的无奈写照。原来，为了给小女儿准备陪嫁，苏辙不得不破家卖田，凑齐高达9400贯钱的嫁妆，才勉强完成这份礼数。类似的例子在南宋也有：名臣李光喜得爱女，友人致信祝贺，谁料李光却满脸愁容地回复：我家有五个女儿，这下可好，盗贼都不会来‘光顾’了。

在宋代，虽说公务员的待遇和福利都较好，但若没有提前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临近成婚再凑钱，恐怕便要倾家荡产。嫁妆不够丰厚，女儿难以婚嫁，这也让人不禁好奇：宋代的嫁妆为何会如此昂贵？

自隋唐以来，婚姻和仕途都看重门第与家世，但自五代起，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即宋人娶妻嫁女，已不再单看家世门第，而是更看重资财。司马光在《书仪·亲迎》中记载：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可见财富已取代家世，成为通婚首要标准。这正是宋代厚嫁之风的根源。

宋代商业繁荣，经商不再是贱业，财富地位的改变，让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愈加迫切。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其束修之厚，婚姻也逐渐成为谋求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北宋初年，薛居正之（养）子薛惟吉去世，其妻柴氏携厚奁十万囊橐再嫁，竟引得当朝两位宰相——于敏中与张齐贤争相出手，动静之大，惊动宋真宗，二人因此接连被贬，成为一时笑谈。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在婚姻与财富面前，也难免心动。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资助族人，其中规定：男儿娶亲补贴20贯钱，女子出嫁补贴30贯钱，由此可见，嫁妆普遍要比聘礼丰厚。这背后，反映出宋人择婿观的变化——虽从重家世转向重资财，但逻辑依旧：财富成为笼络有潜力读书人的重要手段。宋代科举盛行，寒门子弟凭才华也可登科及第，成为治世能臣，家族因而重视通过丰厚嫁妆吸引这些准进士。

于是，榜下捉婿便成为一种流行现象：高门大户派小厮守在放榜之地，及第士子一出，便一拥而上，将其带回家中速速成婚。通过这种方式，富贵之家牢牢绑定未来的政坛新星，同时也促使嫁妆越抬越高。

厚嫁之风不仅出于谋求财富和人才，也深受攀比心理驱动。张端义曾言本朝尚名好贪，说明社会风气重视虚荣和财富，追求厚嫁成为攀比手段。一些人若不为女儿准备丰厚嫁妆，反而觉得羞耻，《袁氏示范》中就提到：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也。

此外，宋代法律对女性财产权保护较为开明。女子可继承父母财产的一半，且婚前财产入嫁时为妻财，丈夫无法随意侵占，这让父母在准备嫁妆时更放心。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改嫁张汝舟，后因察觉对方图谋钱财而提出和离，但仍保住了自己的财产，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妻财的保护。 因此，宋代厚嫁之风并非无缘无故，而是经济繁荣、婚姻观念转变、社会攀比心理及法律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嫁女不仅体现家庭财富，更成为社会地位、家族策略和法律保护交织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