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然而，在之后数十年中，这一新生事物仍主要存在于通商口岸，在内地难得一见。直到甲午年后，《时务报》的横空出世，这一局面才得以被打破。在此过程中，《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及创办人汪康年一时暴得大名，后者更是由此开创了一生的事业。

汪康年生于1860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乡试中，汪康年与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同榜中举，三兄弟大放异彩，在当地轰动一时。之后，汪康年投入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1894年，汪康年考中进士，科考路上功德圆满。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未由此走上入仕为官的道路。

汪康年所处的年代是国内报业的萌芽时期，但当时报刊多为教会或洋商所办，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少之又少。甲午战争期间，上海部分报刊屡屡错报战事，其中竟有称“清军获胜、日军大败”的各种假消息，而被愚弄的民众竟为之庆贺不已。这一系列的荒唐事，也刺激了汪康年为中国人办报的决心。

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与《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后者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仅过了半年，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因被人告发而被查封。之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下令关闭之前曾赞助过的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同时委派汪康年前往上海收拾残局。在此机缘下，汪康年利用强学会余款于1896年8月创办《时务报》，汪自任经理并聘梁启超为主笔。

《时务报》创办初期，汪康年不仅负责报馆的大小事务，同时还兼任评论与编撰。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两湖各级文武衙门及官办学堂等均按期订阅《时务报》，这也是近代国人自办报刊广泛流行于内地的开始。据统计，《时务报》自推出后销量就高达六七千册，1897年后很快突破一万册，当年下半年最高时一度达到一万四千册。

这一时期，初入报界的汪康年也十分活跃。1897年，他与叶瀚等名流在上海创建蒙学会并发行《蒙学报》；同年，又帮助罗振玉创立务农会并发行《农学报》。由于《时务报》每月仅出三册，汪康年又于1898年5月和曾广铨、汪大钧等集资创办《时务日报》，以实现旬刊到日报的突破。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时务报》在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被改为官报，由梁启超南下接收。

得此消息后，汪康年十分愤怒，随后将之易名为《昌言报》予以抵制。《昌言报》仍延续之前《时务报》的做法，但随着戊戌政变的爆发，接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为了避免牵连，《时务日报》也于当年8月改名《中外日报》，这也成为汪康年之后事业的重心。

由于形势的变化加上报款回收困难，《昌言报》继续出版十期后关闭，资产并入《中外日报》。从出版频率及成本来看，《中外日报》的经营难度明显高于之前的《时务报》（前者为日报，后者为旬刊）。为此，汪康年改变《时务报》强调政论的策略，而改以新闻和广告为重点，并率先推行版面改革。在国内报纸中，《中外日报》最早实现双面印刷，同时实行纵向分层编排，将每版分为上下四栏；又将新闻分为电报、各国、外埠、本埠四类，再按地域分别排列，其首创的“版面分刊、新闻分类”方法堪称国内报纸“版式现代化的最早雏形”。

在经营方面，《中外日报》向社会上大量吸收广告，以实现“以报养报”的目标。在其经营良好时期，每月广告收入可抵报社近半支出。在销售网络方面，汪康年充分利用官邮、民信局及本地自派多种方式，之后又通过轮船公司及铁路将报刊以最快速度发送到读者手中。此外，通过乡试同年张元济的关系，《中外日报》还于1904年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合作，后者出资一万元入股以方便其发布图书广告，双方各得其利。

汪康年办报过程中，其弟汪诒年也持续助力，贡献多多。在兄弟俩的全力经营下，《中外日报》的销量持续攀升，很快从最初的四千余册增加到七千余册，其间历时不过半年。到庚子年前后，《中外日报》的销量已突破一万份。尤其在“四明公所案”期间，其销量更是直线上升，最多时达到一万七千份。由此，《中外日报》与早已成名的《新闻报》《申报》并驾齐驱，位列第二（仅次于《新闻报》）。对此，创办《时报》未久的狄楚青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并送了汪康年一顶“报王”的帽子。

1904年，汪康年赴京补朝考，后被授为内阁中书。在此期间，汪康年开始了新的计划，那就是试图创办一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这就是后来的《京报》。1907年3月28日，《京报》经过多年筹备后正式出版，并且一开始就是八版两大张。然而，正当汪康年想要大干一场时，《京报》却因为报道“杨翠喜案”而卷入“丁未政潮”，其座师兼后台、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被开缺回籍，《京报》也由此被连带查封，其存续时间不过半年。

事后，失势的汪康年一度陷入沉寂。而在这时，《中外日报》的销量也开始下滑，被后起的《时报》排挤至第四。1908年后，商务印书馆从《中外日报》中退股。同年8月，《中外日报》被上海道台蔡乃煌以16万银元的价格收购并改为官报，销量更是一路下滑并跌破3000份。

1909年，汪康年创办“远东通讯社”，这也是国内最早对外发稿的通讯社。1910年11月2日，对报业仍念念不忘的汪康年在京创办《刍言报》，这也是他生平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和其他报刊不同的是，《刍言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为主，该报每月6期、每期8页，所有撰写、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均由汪康年一人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属于汪康年一个人的报纸。然而，此时汪康年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亲戚朋友都劝他“何必自苦到如此地步”，汪康年却表示：“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1911年10月17日，《刍言报》因汪康年病体难支而休刊。半个月后，汪康年因肺病“咳喘不已，悲怆而逝”，终年52岁。

1911年2月，曾经倾注了汪康年大量心血的《中外日报》被更名为《中外报》，但仍无法挽回颓势，后于1911年底彻底停刊。作为对比，史量才在次年以12万银元的代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入《申报》后，后者的日发行量连续突破2万份（1916年）、5万份（1922年）、10万份（1925年）、15万份（1931年），而狄楚青的《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也都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期，由汪康年的密友张元济掌舵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发展成为图书出版界的巨舰。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市场并不是没有给过汪康年机会，但后者因年龄和身体原因未能把握，“清末报王”的头衔也转瞬即逝，一去而不复返了。（文 / 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