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有许多被后世赞誉为模范的君臣组合，例如嬴政与李斯、刘邦与萧何、赵匡胤与赵普、朱元璋与刘伯温等。然而，在众多典范之中，被历代广泛称颂、推崇备至的，当属李世民与魏征。这二人，作为君主的李世民心怀天下、虚怀纳谏；作为臣子的魏征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讳，他们携手共创了中华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对失去这位良臣的悲痛几乎溢于言表。他不仅感叹道：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更因哀伤而废朝达五日之久。李世民亲自撰写魏征墓碑碑文，太子李承乾为魏征举哀，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奉诏致祭。一个臣子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在整个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将其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并居第四位的高位；更将自己的小女儿新城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以示最高礼遇。然而，仅仅半年之后，李世民的态度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下令砸毁自己亲笔题写的魏征墓碑（野史甚至传言他还刨坟鞭尸，但正史无载），取消联姻，让新城公主另嫁长孙皇后家族的长孙操。这般冰火两重天的待遇，让后人不禁感叹：古代政治之深不可测，真是水深火热。

造成魏征如此结局的原因，首先源于封建皇权的专制以及人性对逆耳忠言的天然排斥。魏征以直谏著称，他对唐太宗从军政大事到日常生活的失误，提出尖锐却合理的建议，从工作角度看，尽职尽责。李世民对魏征亦极为肯定，但年复一年、日日耳边总有直言相劝，即便胸怀宽广，也难免生出不耐，其曾多次怒言会须杀此田舍翁（指魏征）。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自视天子，唯我独尊，又有谁能长期忍受一位臣子如此频繁的提醒呢？

换一个角度，即便是普通人，也很难长期接受亲人朋友不断指出自己的缺点。李世民直到魏征去世后才真正显露不满，而且也仅是点到为止；从这一点看，他已远超绝大多数帝王的胸怀。

其次，魏征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这才真正让李世民对他心生芥蒂。魏征生前是李承乾的老师，曾举荐侯君集等人重用，侯君集曾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又在西北战事中战功卓著，且与李承乾交好。魏征大力推荐这些贤才，本无不妥。然而魏征死后不久，李承乾因身体残疾、父子关系紧张，再加上弟弟李泰的挑战，在侯君集怂恿下发起叛乱，结果失败，李承乾被废太子，侯君集被处死。李世民由此认为魏征未能教好太子，推荐叛臣，心生不满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魏征的一些行为也让李世民怀疑其动机。《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曾将自己前后的谏言全部录下，并示给起居郎褚遂良观看，李世民反而愈发不悦。这让人难免觉得，魏征一方面为忠言正道，另一方面似乎在为自己赢得流芳百世的功名，记下皇帝种种失误。对于自尊至上的皇帝来说，这无疑是难以容忍的。

魏征还曾在与李世民讨论忠臣与良臣的区别时，回答道：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傅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并表示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这番言辞虽理直气壮，但无疑让人感受到一种微妙的道德压力，也让李世民对魏征长期直谏的内在动机心生疑虑。 再者，魏征的特殊身份也限制了李世民对其处理的方式。魏征经历过四易其主：隋末曾先后投身李密、窦建德门下，后归李建成，且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这些敏感经历让他在李世民眼中既是警示，也是功臣典型。正因如此，即使李世民对魏征有所不满，他也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清算，以保全贞观朝廷的人才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魏征死后遭遇有限清算，导致李世民身边再无人敢直谏。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朝中无人反对，虽军费消耗巨大，最终无功而返。李世民深感若魏征在世，或能阻止自己贸然出兵。于是两年后，他重新为魏征树立墓碑，给予平反。 对于魏征而言，死后半年被清算，两年又得平反，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命运对忠臣的讽刺与调侃。历史如此，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让后世深思：忠诚与权力、道德与政治，常常交织成难解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