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周报》，据《党史纵横》、《文史天地》

导读：1989年11月20日，在回顾二野战史时，邓小平这样说：“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真正打了一场的是西南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就有90万……”需知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军队总共也只有188 万人，而西南这90万起义、投诚、俘虏国民党官兵教育改造难题的解决，堪称一个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英雄所见略同

1949年12月底，西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被俘官兵数目之大，是解放战争中最多的，有番号的单位达100多个，人员达90万。其中，仅起义官兵就有56万余人，也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

起义后，这些部队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是一项极其艰苦而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当时，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账。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为此，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

刘伯承

在一次会议上，他诚恳地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做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而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都认同：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贺龙建议改造工作分类进行

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4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三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并提出，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贺龙

贺龙等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及刘邓肯定，遂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具体落实、执行。期间，西南军区政治部又进一步完善，将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区分为5个不同类型，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第一类，系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卢汉等人所属的部队，原则上，按他们的实际人数进行整编，给以番号，干部以其原有者为主，由解放军派少数得力干部帮助其改造。

第二类，蒋军嫡系胡宗南、孙震、罗广文、陈克非、杨汉烈、朱鼎卿、张涛、王景渊等人所属的部队。这部分人数最多，受反动教育较深，但程度各有不同，总的方针是混编。先按其实有人数大约1万人一个师为标准编成军、师，不改名义，不戴解放军的符号军帽，集中整训。尔后再与解放军的军、师编在一起，对多余军官，则组成专门训练机构（如在西南军政大学和军政大学分校中设立高级研究班或教导队等）集中学习，待政治条件成熟后，实行混编。

第三类，系乘混乱收编部队者。这部分人背景较为复杂，处理也不容易。第一步，即严禁其扩大部队，并限期开至指定地点，集中整编；第二步，就是将部队中的老弱及劳动农民资遣返乡生产；其余的则分编在人民解放军中，逐步改造（流氓分子不可遣散殃民）。

第四类，系地方团队及游杂武装。对这类部队，则以不留在本地为原则，限其易地集中整编。集中后，分类遣散，对游民分子则编入正规部队内改造。

第五类，系被俘部队。其中，俘虏兵补入部队，俘虏军官送入俘官队训练，俘虏军官的待遇，和起义、投诚军官有所区别。

改造工作从下到上展开

当时，西南军区组织了4个军事工作团，由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军区干部部长黄立清等负责，先后分别赴起义、投诚的部队进行工作。派往起义、投诚原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团，人数一般为100至300人不等。最多的是川南军区派往原72军的工作团，干部战士达1400余人。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规定，工作团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军代表到起义、投诚部队基层以后，严格按照中央指示行动，同时采取诉苦会、对比会等形式，启发原国民党士兵认识两种社会、两种军队、两种士兵的不同性质，很快提高了绝大部分士兵的阶级觉悟，他们积极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争取早日摘掉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取消旧番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下层官兵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投诚上层将领的工作。

刘、邓、贺了解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这些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邓、贺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并联名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侯、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有拉有打，胜利完成改造任务

当时，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

从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义、投诚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余人。其中，仅云南暂13军叛变的1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20军杨汉烈部、第16兵团302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

第7兵团有数百人携枪叛逃，司令员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刘文辉

刘文辉的第24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也愿意和他交往，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顺利进行。

此次大整编，除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3个兵团调往外区外，留下的2个兵团和5个军，在4个月以后，都顺利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后来的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