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城市研究的复杂性 比利时学者皮朗为何会投身于中世纪城市的研究？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争议的主题。19世纪，伴随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中世纪，重新审视当代欧洲文明的根基，发现这是一种城市化的文明。换句话说，欧洲文明的核心与中世纪城市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中世纪城市的起源成为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19世纪，很多历史学家都开始关注城市的起源问题，并提出了多种理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些理论各有其合理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都赢得了不少支持者。随着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关于中世纪城市的研究也开始快速发展。然而，学者们在达成共识方面的努力却显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学者们在不断补充材料和推论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共识。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城市的起源理论很快就会被揭示出来，学术界对此充满了期待。当时的学者们跃跃欲试，认为一场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完整理论即将诞生。这正是19世纪末期，学者们研究中世纪城市的状态。许多研究者曾多次尝试解释市政机构的起源，其中多数观点深受中世纪德国一些学派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阿诺德认为，他所观察到的城市是公法的产物。而日耳曼主义者奥托·吉尔克则坚信，城镇的组织源于自由结社的结果，他的学术思路对英国影响深远。鲁道夫·佐姆则提出，城市法与市场法是可以等同的。在皮朗撰写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研究文章之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太深入，只有少数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初步探讨。 乔治·贝洛无疑是比皮朗早期研究中世纪城市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乡村自治区变为城市的假说。在其名为《1511年以前的吉利奇和贝格宪法研究》一书中，贝洛从税收和市民财产角度，深入分析了德国吉利奇和贝格两个地区的王权结构，并强调经济因素在乡村中的重要影响。

贝洛的研究在当时颇具新意，他摒弃了传统的城市宪法研究，主张将市民视为拥有土地的群体，而非单纯的商人。他指出，乡村与城镇在土地和人的构成上存在相似性，因此，城镇正是从乡村自治区逐渐演变而来的。皮朗在德国留学期间，深受贝洛研究的启发，并将这些思考带回到比利时的历史学者中。此外，皮朗还认为，弗雷德里克·阿诺德的研究同样对自己影响深远，他甚至称阿诺德为德国最重要的城市法律学者之一。 阿诺德在德国学术界名气不大，但他的研究成果却给皮朗提供了许多灵感。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自由城市，如科隆、美因茨、施派尔、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雷根斯堡等地，这些城市最初都由大主教统治。他认为，这些城镇一开始是由大主教掌控的，而通过宗教豁免权，他们分享了国王的世俗权力。当这些城镇最终从主教手中独立出来时，他们仅仅是继承了主教原本的职能。

然而，德国史学家卡尔·尼茨对城市发展基于公共法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尼茨是一位专门研究罗马史和中世纪史的学者，他在《11-12世纪的官员与市民》一书中，对十字军东征时期德国本土财富积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认为，阿诺德对德国城市的研究澄清了基督教会在中世纪乡镇变化中的作用，这一发现至关重要。 尼茨的观点与阿诺德不同，他通过对财产私有制的分析，试图解释资产阶级的形成，进而探讨城市的构建过程。他放弃了从社会历史的法律角度分析城镇，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城镇最初是一个农奴社区，领主的代理人凭借特权法管理私人庄园中的居民。市民们的自由并非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是经济逐步发展所带来的结果。

当自治乡镇最终获得城市的称号时，曾经拥有特权的庄园代理人便成为了城市的统治者。皮朗认为，贝洛的研究成功地推翻了尼茨的理论。贝洛不仅在这一点上做出了贡献，而且他还发现了阿诺德理论中的问题所在。 贝洛指出，中世纪的城镇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由的社区，即使是新移民的自由在这里也能得到保障。这些定居点与同期的乡镇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拥有市场和城墙。定居点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单位，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享有特权。然而，这些特征并非城市建立的基础，它们仅仅是使一个乡村变成城镇的条件，但最初的乡村仍然是新兴城镇的核心地区。

关于中世纪城镇的建立，贝洛认为，城镇社区的起源离不开乡镇社区。城镇的建立、自由与制度的形成，并非来自于君主的授权，而是源于乡村社区的逐步演变。在贝洛看来，学者们应该将乡村起源的观点视为一种常识。然而，皮朗认为，贝洛从未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贝洛曾因使用15世纪的文献资料来证明11世纪城市发展的情况而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但皮朗认为，使用后来的记录是合理的，因为这些资料的来源本身便基于11世纪或更早的文献记载。皮朗认为，城镇从乡村逐步演变的过程，使得这些城镇在整个中世纪晚期都保留了许多农业特征，这一点也得到了他的著作验证。

皮朗指出，只有当历史学家们错误地将研究局限于少数快速发展的中心城市时，他们才无法发现城市与农村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同时，最初由爱德华·威尔达提出的行会起源说，也得到了莱茵河两岸部分学者的支持。在皮朗所处的时代，这一理论一度成为主流。 威尔达认为，城镇是从私人领地或社区中发展而来，尽管这些定居点最初可能是为了社会或宗教目的而设立，但很快就转向了商业或政治利益。而行会在推动城镇商业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行会在城市的形成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然而，皮朗认为，这一理论无法经得起更严格的检验。尽管城镇与行会常常紧密相连，但它们始终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在这一点上，英国学者已开始有所区分。皮朗始终主张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考察中世纪城市，这一立场早在他关于佛兰德尔地区城市的两篇论文中便有所体现。他认为，资产阶级对中世纪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商人们对城市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商人们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他们是文明的引导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家、传统、习俗、艺术、文学、商业和工业都发生了变化。因此，理解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城市发展影响的传统德国学者观点认为，最初属于官员和贵族的那些人，在城市变革初期，转变为城市的立法者和行政管理者。当国家法律的束缚消失后，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城市居民全部成为有产阶级，并由市民议会治理。 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到顶峰时，它便成为了一个摆脱王国束缚的独立行政单位。对于尼茨来说，德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各种按法律层级关系相互联系的民众，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最初，这些人由皇帝派遣的大臣管理，而这些大臣与当地主教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分布在各个小群体中，存在于不同的部门和军队之中。 另一方面，市议会的权力并非政治性质的，圣公会的教士并未获得多少权力。事实上，在大多数城市中，完整的法院并不存在。皮朗认为阿诺德的观点过于政治化，他认为资产阶级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最初社会中的成员地位差异悬殊。从长远来看，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权利在各地都与自由权益相吻合。 然而，皮朗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法兰克时代一位国民的自由有着天壤之别。阿诺德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混淆。皮朗认为，若要解释城市的兴起，至少也应从经济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尼茨过于夸大了城市官员的重要性，市政官员在历史城市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国家法律并未赋予官员权力，反而推迟了他们的出现。 只有在经济和军事高度发达的地区，城市的发展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皮朗认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城市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实际上是同步建立的。在中世纪末期之前，城市组织并未像今天这样形成明确的结构，这意味着国家并没有赋予中世纪之后的城市以现如今的意义。 皮朗在学术生涯的初期，特别关注了低地国家中的几个城市，如列日和根特，这一兴趣在他的早期学术作品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在他对列日的考察中，皮朗的研究重点是当地经济情况。此外，他对法国和德国的中世纪城市也进行过广泛研究，尤其在19世纪末的德国，中世纪城市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城市法律制度方面，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 总体而言，皮朗认为，正是中世纪城市的诞生推动了西欧文明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又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没有中世纪城市，欧洲文明的形态是无法想象的，整个文明将停滞在农业社会中。而作为城市发展基础的商人阶级，正是这一切转变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