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历史上被称为昏君,几乎成了道德败坏的代名词。顾颉在《纣恶七十次的发生次第》一文中提到,商纣王背负了七十条罪状,这些罪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周武王伐商时提出来的种种指责,经过后世的反复演绎与加工。
周武王将商纣王的罪行归纳为三条:首先,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特别是妲己的影响,导致了国家的灾难。其次,他摒弃忠臣,任用权贵,采取残酷的刑罚,甚至是炮烙、挖心等极端手段。最后,他对祭祀不敬,尤其是对女娲的祭祀不虔诚。这些指控形成了商纣王在后世的恶名。 这些罪名,按照古代的道德标准来看,商纣王确实有昏君之嫌。然而,后来的历史中,人们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极端邪恶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商纣王的形象逐渐被道德败坏这一框架所限定。难道这真的是事实的全貌吗?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看看商纣王的真实面貌。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提到,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不仅仅是家族的更替,更是文化与制度的深刻变革。而这种变革,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在商朝与周朝的交替中,文化差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商纣王被冠上昏庸的罪名,并非完全因为个人道德的败坏,而是在商朝与周朝文化的巨大差异下,商纣王的行为不符合周人的标准,因而被恶意渲染。 以惟妇言是用这一点为例,周武王指责商纣王听信妲己的意见,然而这并非单纯的对女人的偏见,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在商朝,女人地位很高,她们不仅能主持祭祀,还能参与政事,甚至带兵作战。商朝文化深受游牧与农业的双重影响,男女的分工并没有那么严格,尤其是在母系文化的背景下,女人的地位并不低。而周人则代表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他们对女性干政持反对态度。因此,周武王的指责实质上是对商朝文化的误解,抑或说是对文化差异的批判。 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点被进一步放大。到了春秋时期,人们逐渐将商纣王的失败归咎于他沉迷于妲己的色艺,而炮烙、挖心等刑罚也被视作妲己的直接责任。这样,商纣王的形象就被彻底妖魔化了。再看第二点,商纣王排挤贵戚旧臣。王国维曾指出,商王实际上是诸侯之长,而非一个像周武王那样的诸侯之君。在商朝,诸侯与商王的地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商王凭借强大的实力处于领导地位。然而,随着战争频发,商朝国家逐渐加强中央集权,王权愈发强大,致使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加剧。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对共治传统的挑战。在商纣王的治下,王权逐步向集中的方向发展,与氏族社会的分权传统发生了冲突。 然而,周人并未看清这一点,反而将商纣王排挤贵戚旧臣的行为解读为对忠良的残害。后来的历史,尤其是在春秋时期,便创造了商纣王挖比干心和炮烙之刑等残忍故事,而这些其实都是过度的演绎和无端的猜测。事实上,炮烙之刑并非商纣王发明,而是夏桀所使用的刑罚。 至于祭祀不恭敬的指控,郭沫若曾认为这是后人对商纣王的诽谤。商朝实际上非常重视祭祀,且祭祀活动频繁。商人崇拜多神,包括祖先、自然神、以及对帝王的敬仰。然而,商人对帝的崇拜并不像周人那样强烈,商朝人更注重的是祖先的崇拜。在商人的眼中,帝王虽能带来灾祸,也能给予保护,但在祖先神灵的面前,帝王的地位相对较低。周人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强化了对帝的崇拜,而这种信仰上的差异,也让他们认为商纣王在祭祀方面不敬天神。 如今,关于商纣王的辩护文章层出不穷。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商纣王的不善,远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严重。史书记载他天资聪慧,力能与猛兽搏斗,足见他非凡的个人能力。而且,如果商纣王真如后世所描绘那般恶劣,伯夷、叔齐等贤人为何会在他面前竭力阻挡周武王?将士们为何会拼死效忠? 郭沫若认为,商纣王的功绩并不逊色于周武王,反而有着超越周武王的历史贡献。他认为,商纣王的冤屈,应该得到澄清,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商周文化的碰撞中,我们渐渐揭示出抹黑商纣王的根源。在商朝与周朝的文化冲突中,商纣王的历史形象被曲解、被误读。但他对历史的影响却无法抹去,他在内政上强化王权,在外交上拓展疆土,为后来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而正是这种历史性的转型,使得商朝的最后一位帝王成为了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