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期讨论中提到，何尊上的中国并非指洛阳，其理由颇为充分：首先，西周时期没有任何文献将中原、中州或中国用作洛阳的代称；其次，现存文献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佐证何尊所说的中国就是洛阳；再者，武王讲话的场所是朝堂，而雒邑是在成王时期才开始营建，显然时间和地点都不符；何尊铭文自身也没有体现出中国一词与当时九州地理中心有直接联系；武王克商之后居住在丰镐，未曾在洛阳出现；一手文献如《尚书》《诗经》和器物铭文中，未曾出现武王营雒邑的记录。虽然二手文献中提及营建雒邑，但仅是欲营，并未说明是因为洛阳是地理中心，亦未提迁都之意。 相反，何尊中武王所指的中国更合理的解释是镐京，其理由如下：武王讲话发生在朝堂之上，而符合条件的朝堂，唯有镐京；《尚书》《史记》《汉书》《诗经》等文献均表明，武王以丰镐为京，从未迁都；《史记》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回到镐京，召见九州之长。九州之长代表天下，因此武王则廷告于天，显然是在镐京朝堂进行的。更重要的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也支持了镐京即何尊所称中国的观点。时间、地点、内容上完全吻合，这便直接印证了何尊里的中国，就是京师镐京。

然而，有河南学者反对此说，认为镐京在西边，怎么可能称为中国？这种观点显然是偷换概念，把现代的地理认知强加于古人，是对史料的曲解。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西周人对中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几条文献：周厉王时期，《诗经·民劳》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周武王时期，《诗经·文王有声》：皇王烝哉！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周武王时期，《诗经·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周成王时期，《诗经·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西周人定义的中国，与京师镐京紧密相关。在古人眼中，京师不仅是政治中心，还统辖四方诸侯。《诗经·文王有声》描写的武王在镐京的辟雍，便体现了东南西北诸侯朝觐的场景，这正是西周概念中中国的实质。 河南学者将中国理解为九州地理中心，试图以洛阳取代镐京，这种解释显然是偷梁换柱。西周人认为镐京四面都是周家领土，控制东边的殷商东夷、西边的西戎、北边的北狄、南边的南蛮，体现的是家天下的大统观念，而非局限于地理中心的狭隘认知。换句话说，现代人怎么能断言周天子眼中的中国就是西边？如果真是如此，文献中应写作以绥东方，而非以绥四方四国四纲。西周家天下的概念，体现了对四方土地和诸侯的统治意志，版图随之扩张；而河南学者所谓国天下，只是地理中心论，视野狭窄，版图有限。

所谓家天下，周人通过宗法分封制，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天下土地皆属周王，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都是周王臣民。这种理念强调包容与扩张，中国（周人自称，也称中原或华夏）以外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土地，都归周家所有。 相对而言，国天下是伪命题。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把土地分给宗亲、功臣和旧贵族，形成诸侯国，隶属于周家。诸侯国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周家之上，因此所谓国天下思想不过是后人误解，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那么小。

不仅《诗经·文王有声》反映了武王在镐京理政的史实，其他文献也有印证，如《诗经·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周武王《诗经·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诗经·鱼藻》民间诗歌描写王在镐京饮酒居处之情景，均说明西周未曾迁都。既然西周的中国指镐京，那么周武王口中的中国，不应存在任何争议。 除了《诗经》，《尚书·周书·梓材》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此文出自周公手笔，记载平息三监叛乱后，康叔被分封至殷地统治殷遗民，周公悉心教导其以德治国。文中提及上天将中国的臣民与土地托付给先王，表明周国（中原之国）在丰镐所处王畿的统治理念。

综上可见，何尊所称的中国，指向的正是镐京，而非洛阳。西周人以京师为中国，统治四方诸侯，体现家天下的政治理念，这一认知与河南学者以洛阳为中心的地理论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