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支400多人的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地区，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掩护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尽管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勇敢坚守，成功完成了任务，但大多数指挥官最终死于国民党枪下。14年后，幸存的游击队员们依旧在等待着组织的召唤，然而，直到1949年底，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他们终于找到了接应的机会，竟然以农民的打扮拦住了解放军，询问道：我们是红军，请问能带我们见见周总理吗？那么，这支游击队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岁月？

1935年2月，为了争取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党组织决定在这片区域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红军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川南游击纵队。这些人虽然都明白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但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留在这个看似被遗弃的地方。毕竟，留在这里意味着要与大部队分离，而离开大部队似乎意味着被抛弃的命运。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周恩来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对川南游击纵队的队员们进行了深刻的鼓舞。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只有我们坚持下去，才能打破困局，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带来希望……他语重心长地补充道：你们留下来，主要有三个任务：牵制敌人、迷惑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安置和保护我们的伤员；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总理的动情话语，让队员们的士气迅速恢复，他们不再为与同袍分离而感到悲伤，反而为能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感到骄傲。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时，共有400多名队员，其中不乏从红军各个部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约有100人。主力部队为他们留下了600多支枪，2月12日，川南游击纵队正式从主力部队中脱离开来。几天后，在叙永树坪，他们又与其他红军队伍会合，队伍人数迅速增加至600多人。

纵队的指挥体系相当完整，由王逸涛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治委员，刘干臣担任参谋长，余泽鸿负责宣传工作。纵队划分为五个大队。在红军主力部队二渡赤水时，川南游击纵队巧妙地设置了各种迷惑标记，并大肆张贴党的宣传标语，频繁袭扰敌军后方。国民党误以为主力红军即将渡过长江，这一策略为主力军成功渡过赤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2月，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木厂梁子大破国民党川军一个团，而红军主力也因此顺利抵达遵义。起初，国民党还一度困惑不解，无法搞清楚红军怎么总在不同地方出现，但当他们明白川南游击纵队是故意设下迷局后，蒋介石怒不可遏，派兵前来围剿。

1935年3月中旬，川南游击纵队被国民党军追踪至大石盘附近，围困之中，为了突围，刘干臣带领一部分人阻击敌人，纵队主力则向观音岭方向撤退。虽然损失惨重，纵队依然成功突围，继续为红军主力开辟前行道路。接下来，纵队英勇作战，在扎西击败了滇军两个营的兵力，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坚韧和勇气。

纵队虽然人数仅600多，但面对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依旧能坚持战斗。然而，缺乏后勤补给、食物匮乏，纵队的处境愈发艰难，犹如孤军深入敌后的游击队。为了增强士气，徐策时常在会议中激励队员们：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创造新的局面。大多数士兵坚定信念，然而，生活的艰辛也让一些人动摇，产生了叛逃的念头。令人意外的是，纵队的司令员王逸涛竟然成了其中一员。

王逸涛原本在红军中有较高的资历，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参与过南昌起义。在革命形势极为危急时，他毅然跟随党走，并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受到了组织的高度信任。然而，在面对被留在川南游击纵队的任务时，他曾心生不满，多次请求重新加入主力部队，因为他觉得留在这里太过危险，害怕被国民党抓捕。然而，在组织的说服下，王逸涛最终答应留下，最初，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国民党顽强作战。

然而，1935年3月，王逸涛的妻子被国民党抓捕，并被用生命威胁他。面对妻子的生死存亡，王逸涛陷入了深深的挣扎。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游击队已经没有太大胜算，于是决定叛变投敌。这一决定令所有人感到震惊。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都对他的背叛感到意外。其他红军将士在严酷的拷问下都死守党内秘密，唯独他在国民党威胁面前屈服，背离了革命。

王逸涛的叛变给游击纵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由于他熟知纵队的人员情况与行军路线，他带领国民党抓捕了大量游击队员，并破坏了多个党组织。对于这一背叛，纵队全体人员感到极大的愤怒。于是，在扎西马家坝会议中，大家一致决定，由原政委徐策暂时兼任司令员，并决定缩编纵队为三个大队，誓言要铲除王逸涛的嚣张气焰。

1935年7月，中央红军留下的两支游击队前来会合，纵队人数扩大到800多人，随即改名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此时，红军主力已脱离了蒋介石的包围圈，蒋介石将怒火转向了这支游击纵队，命令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迅速展开围剿。为了应对敌人的追击，徐策带领部队转移到扎西北面，但在1935年7月13日凌晨，川军设下封锁线，将部分纵队成员困在山路上。徐策和刘干臣带领队伍顽强作战，但最终仍然伤亡惨重，副政委张凤光和参谋长陈宏英勇牺牲，徐策自己也在激烈战斗中重伤。

此时，部队已损失惨重。为了不连累大家，徐策指示警卫员将自己放下来，并让队伍迅速撤离。尽管警卫员不忍心，但最终还是按命令行事。国民党迅速追上，发现徐策后，将其残忍杀害，年仅33岁。 在这场战斗后，游击纵队人数锐减至600多人，但他们依旧不屈不挠，继续与敌人周旋。1935年7月14日，纵队召开会议，决定由余泽鸿担任政委，刘干臣继续担任司令员。接下来，纵队与国民党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在江安县与长宁县的交界处给予敌人沉重打击。然而，国民党对游击纵队的围剿愈发严密，部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数不断减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纵队继续展开战斗，直到1935年11月，部队在贾家湾分路突围。余泽鸿和刘干臣带领一部分人向川南长宁转移，而另一部分则向扎西和镇雄方向撤退。在转移过程中，刘干臣腿部受伤，被士兵背到杉树湾养伤。12月中旬，由于叛徒的出卖，余泽鸿所带部队被国民党围困，经过一天的激战，余泽鸿壮烈牺牲，部队中的所有人员亦全数阵亡。

刘干臣则在与敌人激战中英勇自杀，国民党将他的头颅挂在大树上，以警示民众。刘干臣的死，成为了游击纵队历史中最悲壮的一幕。

1936年2月，游击纵队决定扩展新的游击队，队伍逐步壮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游击纵队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并将名字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然而，尽管党组织的号召激励着队伍，国民党的攻击愈加猛烈，纵队最终在1937年彻底瓦解，领导人龙厚生、刘少成等也不幸殉国。

最终，在1937年8月，刘复初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未曾泄露任何党内机密。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将他救出。刘复初的坚韧不屈为革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