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史记》中记载了陈胜吴广起义的起因，声称他们因大雨延误了徭役的期限，怕因此被杀头，才爆发了起义。然而，随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秦简中清楚写道，徭役迟到不过是轻微罚款而已。换句话说，陈胜吴广起义的真正原因，远非史书所描写的那么简单。

再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一事件，长期以来，《清史稿》和《明史》都如此记载，几乎可以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正是由于吴三桂的背叛，清朝才得以建立近300年的基业。直到1962年，韩国的学者在整理《燕行录》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尘封已久的信。这封信的内容竟然推翻了吴三桂作为叛徒的形象。那这封信的内容究竟是否反映了当年的真相呢？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者来华的见闻录，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人物、科举等方方面面。作为朝鲜官方派出的使者，这些记录自然有着很高的可信度。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的情况，朝鲜使者们极力客观地记录下他们所见所闻。当这些资料汇集成书，便成了《燕行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崛起，清朝的影响力日渐衰弱，《燕行录》在光绪十四年停刊，再加上殖民主义的影响，朝鲜实施去汉字化，这本书也就逐渐没落，静静躺在了藏书馆里。直到1962年，韩国的成均馆大学在整理这份资料时，意外发现了《燕行录》并重新开始研究，研究人员为其中的内容震撼不已，决定将一些经典的部分编纂成《燕行录选集》。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名学者发现了其中的一封信，信的标题是《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信中提到吴三桂联合其他藩王起兵叛乱，康熙皇帝派遣贝勒爷尚善前去平叛，而尚善给吴三桂写了一封劝降信。信的前部分内容比较普通，简单叙述了一些吴三桂的情况。然而，信的后半部分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耳，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吴三桂当时仅是一个总兵，国破之后他并没有投降，而是宁死不屈，最终借用清兵打败李自成，实在是忠诚于明朝的代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借兵与引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尚善的意思是吴三桂借助清朝的军队来讨伐李自成，而不是直接引入清军。虽然借清兵的结果使得清军趁机入关夺取了江山，但吴三桂当时并没有这个目的。

这意味着，《清史稿》里所描述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把清军入关的责任归咎于吴三桂。但即便《燕行录》中的记载属实，单凭一封信的证据仍然不足以完全推翻已有的历史记载。可以说，吴三桂作为叛徒的罪名，并非他一人能承担。真正的幕后黑手，或许另有其人。

历史，虽然可以被打扮、被解读，但它的真实性是无法抹去的。即便清朝当时推行文字狱，销毁了大量不利于政权的书籍，但仍有一些珍贵的历史典籍得以幸存。其中一本名为《庭闻录》的书，便记载了大量关于吴三桂的真实情况。这本书是清代史学家刘健的作品，其中明确提到，崇祯皇帝死后，兵部侍郎总督蓟辽的王永吉负责山海关的防御工作。此时，一个名叫童逵行的人向王永吉提议，向清朝借兵，以帮助平定李自成的叛乱。王永吉考虑了五天后，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他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指派吴三桂去清朝借兵。

此时的吴三桂正四处散发讨贼檄文，希望有更多的英雄能联合起来，讨伐李自成。接到指示后，吴三桂只能照办。也就是说，真正提出借兵的提议是王永吉，而吴三桂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角色。

从《燕行录》和《庭闻录》这两本古籍的记载来看，事情的真相也逐渐清晰。崇祯死后，吴三桂为保大明四处寻找支持，而王永吉作为他的上司指派他去借兵。吴三桂一心为国，不得不执行命令。虽然依靠清军击败了李自成，但清军趁机夺取了江山，吴三桂心有不甘，只能俯首称臣。后来他养精蓄锐，最终发动了反叛，但不敌历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康熙，最终失败。因此，如果要追溯清军入关的罪责，王永吉无疑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通过《燕行录》和《庭闻录》的双重证据，我们终于看到了事件的真相，也揭示了清朝为了巩固政权，如何颠倒黑白，将一位忠诚的将领污蔑为叛徒。吴三桂的忠诚与心迹，我们从他留下的讨贼檄文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讨贼檄文的开篇，他写道：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这短短的十四个字，足以证明吴三桂心中对大明的忠诚。因此，不能因为他按照王永吉的指示借用了清兵，就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这显然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