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史官的职责是如实记录历史，而不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见掺入其中，甚至是以自己所谓“中立”或“客观”的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的记录有时并非那么简单，它背后往往潜藏着“行业壁垒”。 许多历史学家本身也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像司马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司马光却从未公开提到过他对孔明的看法。这并非他对孔明的评价有所保留，而是因为他深知其中的分寸，他懂得“越是了解，越不敢轻易评价”的道理。就像《资治通鉴》一样，它所做的只是单纯的叙述，纯粹就事论事，而不夹带任何主观看法。

然而，即便司马光在历史学上有所建树，一旦他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试图触及军事领域时，他的缺点便暴露无遗。例如，在讨论“子午谷奇谋”时，他错将潼关误作长安，足见他在军事上的局限。虽然司马光既是史学家又是政界人士，但他并非军事专家。在这片历史的舞台上，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尴尬，正如他在处理“子午谷”问题时所犯的错误。 如果司马光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么陈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很容易被推翻，甚至更为容易。陈寿的仕途并不顺利，甚至多次遭遇降职，而他对政治的理解也充满偏见。更糟糕的是，除了曾任过随军主薄这样的职务，他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对军事的理解，可能甚至比现在的大妈还要浅显。即便陈寿努力去为诸葛亮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也难免不被质疑。

首先，陈寿提出的“长与短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他所谓的“长”与“短”并未能清楚地表达出诸葛亮在内政和军事上的成就差异。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陈寿认为诸葛亮在内政上比军事上更出色？而又为什么他会说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够强大呢？诸葛亮在军事上属于“武庙十哲”之列，而在内政上，他又堪称“十大贤相”。这两者的地位都极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如何能将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呢？ 其次，陈寿对北伐的评价也陷入了胜败之辩的两难困境。这种以“胜”与“败”来衡量历史事件的观点，是古代文人常见的盲点。如何定义胜利与失败？北伐的性质真的适合用胜败来衡量吗？这种单纯的胜败判断，忽略了北伐的真正意义。实际上，蜀汉的北伐与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更像是一场“建国战争”，而这类战争的性质本就无法简单地用胜败来定义。

再者，陈寿在评判诸葛亮的北伐时，显然忽略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与战术安排。他将韩信搬出来，指责诸葛亮没有像韩信那样的顶级将领。然而，多少历史人物能与韩信相比呢？这样的评论，虽然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毫无价值。它就像是空洞的说辞，既没有深入的分析，也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就如同我们不能仅仅因未能达成某个目标而抱怨：“如果有圣人再世，这一切都会不一样。”这种空泛的言辞，没有实际的帮助和参考价值。 因此，史学家的职责是诚实地记录历史，而不是通过个人的价值观去扭曲和评判历史人物的成就。真正成功的历史学家，不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主观评价去塑造历史，而是让历史的事实自行说话。当我们需要评估历史人物时，最好的方式是让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进行。比如李世民对司马懿的质疑，李靖对诸葛亮的赞誉，这些评价都比陈寿的评论更具专业性和价值。

如果我们真正回顾蜀汉的历史，就会发现诸葛亮的军事成就已经足以堪称伟大。在他的领导下，小小的蜀汉竟能压制强大的魏国，屡次发动北伐，而魏国却始终难以有效反击。这段历史本身就是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最清晰、最有力的证明。假设今天巴基斯坦的领导者能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连续五次入侵印度，占领17%的土地并摧毁两支印度军队，大家会如何评价他？难道他不会被视为一位军事天才吗？同样，诸葛亮在面对魏国的强大压力时，能够有效地带领蜀汉维持对魏国的进攻态势，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成就。 相比之下，陈寿的评价却显得十分片面。他将蜀汉北伐的失败归结为诸葛亮军事能力不足，这种评价忽视了北伐的真正目的和蜀汉的实际情况。如果陈寿真心认为“北伐失败”就是蜀汉五次北伐的真实写照，那么他无疑是在忽略了诸葛亮和蜀汉的伟大努力。陈寿的错误评价，导致了许多人对“诸葛亮五伐皆败”产生了误解，这一点至今仍在误导后人。

总的来说，陈寿的历史评价远不及司马迁，后者不仅在历史学术上有着更高的造诣，而且其对战争的判断也更加客观准确。陈寿的片面之见，使得许多人对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司马迁在历史学界的地位，则因其更加公正客观的态度，远远超过了陈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