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无锡于1905年正式成立无锡县商会,跻身全国最早诞生商会组织的城市之列。自晚清以迄民国,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的艰难求索与蓬勃发展。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商会组织更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无锡商会发展的百年历程,蕴藏着启迪当下、指引未来的宝贵经验。无锡市工商联特于“工商史话”专栏推出《无锡商会史》系列文章,以追溯百年商会发展脉络,挖掘历史深层价值,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谨此,向本书主编汤可可、副主编王海宝及浦文昌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本期摘录“第二章地方绅商主导的商会”的第三节《商会的政治参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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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此时的无锡商会,一改此前的犹豫之态,及时作出“抵货”的三项决定:一是在沪案交涉未解决前,停进英、日货;二是已订定货尚未发运者,暂缓装运;三是已经发运的,货到暂行封存公所。荣宗敬在所办16家纺织厂、面粉厂中发起成立国货会,要求全体员工一律遵行会章,不购外货而用国货,并认为,“苟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几舶来品绝迹,国货得以推行”。并旗帜鲜明地宣布:“爱国不在空言而在实践,御侮不在一朝而在平时。”“如有不同意见或阳奉阴违者,虽与个人之人格有关,鄙人亦不敢引为同调,愿与同仁共勉之。”
不过,在五卅运动中,在地方事务中一向拥有一言九鼎权威的商会,却遭到了新兴左翼力量的挑战。双方的冲突日趋激烈,并趋于表面化。五卅运动爆发,无锡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宣传、演讲、集会、示威、游行等群众运动接连不断,运动中的健将来自于1924年才成立的锡社。6月2日,无锡县商会与锡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和各校学生会等28个公团组成“英日外人惨杀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参加五卅运动,并成立“调查仇货委员会”,进行查禁英、日仇货。12日,县商会除通函各业外,还登报通告各业,即日停进英、日两国货物。以后又召集有关各业开会,商议抵制英、日仇货事宜。
五卅运动中,后援会决定对英、日经济绝交时,县商会会长王克循同意督促全城各商会不进仇货。25日,市民大会召开,商团公会也出动商团帮助维持秩序。但对于是否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的激烈手段问题,市公所、商会一开始就与后援会意见不合。在此后的抵制仇货运动中,后援会与工商界矛盾日益尖锐化。7月初,桃枣沿河某南货店堆栈新进英货太古糖计十大包,被后援会派人抛入河中;恒泰祥、利源祥两号所进的大批正广和牌汽水,被后援会扣住课以重罚;后援会又在全城禁销大英牌香烟。不到半个月内连续发生的“太古糖包事件”“正广和汽水事件”“大英牌香烟事件”,被称为此次运动中的“三大事件”,成为社会破裂的导火线。绅商阶级由此与锡社走向冲突和对抗。
8月13日,《锡报》刊发了无锡绅界领袖薛南溟致县商会的一封公开信:“兹启者:五卅一役,纷扰遍天下,工商学三界,可谓热心已极。英日对于中国宜乎甘拜下风惟命是听矣。乃我则再接再厉,彼则不见不闻,经济绝交,有受乎?无效乎?无论贤愚想可恍然悟矣!后援会不思偃旗息鼓,虽商人按本购来之货,乱烧乱罚,不知凭何法律而敢如此妄作妄为?今幸商民渐有省悟,如今日丽新公司启事,谅贵会长亦已阅过,应请于各业开大会时将后援会何人付与销毁惩罚之权,详细研究。一面备文请示官厅,依法遵行,俾免突冲扰乱。地方幸甚!鄙人谓此非不爱国也,实不敢祸国耳!诸希鉴原为荷。”
对锡社(即后援会)清查仇货时情绪化的激进举措,无锡绅商们不能接受,他们希望排外运动也要有理有礼有节,不可危害经济秩序与社会安定。但锡社成员们正年轻气盛挥斥方遒,他们视一切反对抵货运动为反动。秦邦宪就在《无锡评论》公开发表文章嘲笑道:“八月十三日《锡报》载邑人薛南溟先生投函县商会,对于后援会检查仇货,颇致不满,而函中语多疵谬,读之令人慨叹!唉!在化日光天之下,模范声闻之邑,竟有这种函件出现,真令人愧恨交并!而况出之素号绅界领袖,‘齿慕俱尊,威信素孚’的南溟先生呢?”
锡社与绅商的冲突浮出水面是在五卅运动后,实际上在这之前,锡社对绅商们即有着深深的不满。1924年4月,锡社创办的半月刊《无锡评论》在第二期上发表孙祖宏的文章《无锡的绅士问题》,列举了无锡绅士的十大罪状;在第六期上王启周把绅士与军阀并列,视为人民的公敌,他说:“做了中国人,军阀是我们的公敌;做了无锡人,恶绅是我们的公敌。公敌是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的,请诸位仔细想想吧!”
仇货事件导致绅商与锡社矛盾公开化后,秦邦宪又著文疾呼:“无锡之苦于恶绅之剥削压制也久矣!真正平民之要想铲除打倒恶绅也亦已久矣!”此时锡社还是一群在野的大学生与小学教师,他们对绅商激烈言辞,也仅呈一时口舌之快,触动不了绅商的地位和利益。但1927年国民革命成功后,当年锡社的成员以革命功臣成为执政者时,绅商们必然感到惊恐与不安。
来源:《无锡商会史》
审核: 毛一岚
发布: 陆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