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的入侵使伊朗人面临严重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重塑伊朗人的集体记忆、维系民族身份认同成为伊朗民族的当务之急。异族统治之下，前朝遗存的波斯古籍和民间传说故事成为伊朗人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同一时期有多人创作关于波斯帝国光荣历史的题材，这是舒毕思潮与伊朗的修史传统相结合的明证。舒毕思潮给帝国古老的历史注入了新的生命，使这一时期创作出的《王书》带有强烈的反抗异族侵略的色彩。”(50)菲尔多西以巴列维语的伊朗正史《帝王纪》为蓝本，以各地搜集来的民间传说为主要资料，耗时40余年将伊朗人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的记忆碎片整合成《列王纪》这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使其通过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两种形式重构和传承了伊朗人的集体记忆。(一) 书面文学

《列王纪》卷帙浩繁，全长6万联，主要叙述了从开天辟地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伊朗国王和英雄勇士的传奇轶事，从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和历史故事三个部分再现了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历史、文化和宗教的集体记忆。《列王纪》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是伊朗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其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架构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菲尔多西具有萨珊王朝德赫干贵族后裔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的双重身份背景，这一特点似乎就决定了他在撰写《列王纪》时需要在前朝的集体记忆与伊斯兰框架下的世界观、价值观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因此，“菲尔多西在琐罗亚斯德教遗产和已经开始取代它的伊斯兰文化政权之间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51)在《列王纪》的序言部分，包含菲尔多西对真主的颂词、对四大哈里发的赞颂。在正文部分，菲尔多西刻意弱化了对琐罗亚斯德教起源的描述，并将重心放在了对伊朗国王与民族英雄的世俗故事的叙述上，从而避免对伊斯兰教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保证成书后传播的畅通。《列王纪》的思想架构体现出两种宗教观点的杂糅。在关于世界起源的叙述中，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虽源自琐罗亚斯德教，但它被塑造成唯一的神，这显然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创世观相契合。与此同时，琐罗亚斯德教中最为核心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又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列王纪》的叙事中，从神话部分人与恶魔的对抗，到勇士部分伊朗人与图兰人之间的战争，都是善恶对立的体现。即便菲尔多西刻意模糊善恶的界限，使人魔混为一体，我们依然可以从个体的思想矛盾中感受善恶元素的斗争。菲尔多西选择以两种宗教观来构建伊朗的民间传说、神话和历史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朗与伊斯兰文化的妥协与融合。

第二，在故事情节上，反映伊朗民族自豪感。菲尔多西不仅从正面颂扬了伊朗历代国王的文治武功和英雄勇士们忠于祖国、保卫祖国的伟大业绩，而且通过描写异族暴君的苛政与残暴，使《列王纪》增加了反抗异族统治的色彩。其中最精彩的诗章当属铁匠卡维率众起义和英雄鲁斯塔姆英勇杀敌的故事。铁匠卡维是伊朗平民百姓的代表。当时阿拉伯族人祖哈克受恶魔安哥拉曼纽引诱，弑父称王，入主伊朗。他因与恶魔勾结，双肩长出两条毒蛇。为安抚毒蛇，每日需供上两颗人脑。卡维共育有18个孩子，其中17个均已葬身蛇腹，无奈之下，卡维请求国王给他留下最后一个儿子，国王却提出条件，让他以此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忍无可忍的卡维扯下皮围裙以长矛挑起，作为旗帜率领百姓起义反抗，推翻祖哈克的统治。鲁斯塔姆则出身伊朗贵族。他忠诚勇敢，对伊朗国王的忠心矢志不渝。国难当头，他率军杀敌；国王有难，他舍身相救。每次对抗外敌时总有鲁斯塔姆的身影，而每当他出现，伊朗必将化险为夷，克敌取胜。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菲尔多西以伊朗为善，以外族为恶，认为伊朗是世界的中心(52)，伊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第三，在人物刻画上，去英雄人物之神性。《列王纪》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英雄主义，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道德缺陷，即便伊朗国王也是如此。以《列王纪》中着墨最多的勇士形象，鲁斯塔姆和埃斯凡迪亚尔为例。他们是最为经典的两大悲剧人物。鲁斯塔姆一向以忠心报国、胸怀宽广、深明大义的正面形象示人，却在与苏赫拉布的战斗中暴露出性格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暗面。苏赫拉布是鲁斯塔姆素未谋面的儿子，由鲁斯塔姆与萨曼冈公主所生。苏赫拉布长大后，为追寻父亲的脚步，执意率兵进攻伊朗，立志推翻伊朗当朝国王卡乌斯，立父亲鲁斯塔姆为王。父子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却丝毫没有认出对方。儿子首先将父亲打倒，鲁斯塔姆却以君子不杀第一次打败的对手为由躲过一劫。待再次战斗时，鲁斯塔姆抢占先机，却没有信守诺言，最终酿成杀子悲剧。埃斯凡迪亚尔是伊朗国王戈什塔斯帕之子。他与鲁斯塔姆一样英勇无畏，坚毅果敢，但与此同时他也自恃功高，权欲心切，急于登上父亲的王位而去挑战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因此丧命。菲尔多西所刻画的世俗民族英雄不同于宗教中予以神化的英雄形象，它们虽然建立在菲尔多西对前伊斯兰时期英雄的共同记忆和崇敬之上，却有着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对人性的真实描绘使《列王纪》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情。

第四，语言表达优美、朴实、流畅。《列王纪》是以优美流畅的达里波斯语写就的。与菲尔多西同时代的诗人虽然也用达里波斯语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多为短篇散章，不论是从思想内涵上，还是语言表达上，都不足以与《列王纪》相媲美。《列王纪》不仅规模宏大、故事生动、思想深刻，而且用词纯粹。正如菲尔多西在诗中所说，“我三十年辛劳不辍，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菲尔多西有意运用纯波斯语词汇写作，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他使用的阿拉伯外来词相对较少。(53)据调查，在阿拉伯语词汇大量进入波斯语的情况下，《列王纪》六万联的诗句中只含有大约8.8%的阿拉伯语词，出现频率约为2.4%；而同时代诗人昂苏里(？～1039年)创作的诗歌则分别为32%和17%。(54)诗人伊本·亚明(？～1367年)曾这么赞扬菲尔多西对波斯语的贡献，“语言已经从宝座跌落平地，他重又把语言安置在宝座里。”菲尔多西有意清除阿拉伯词汇的举动，不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阿拉伯语的侵扰，维护了达里波斯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此外，菲尔多西在诗中大量使用对话体，通过人物的交谈、劝喻、书信和辩论等形式，直接引用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使语言更为生动活泼、形象传神的同时也有助于《列王纪》作为口头文学形式的传播。

(二) 口头文学

集体记忆不仅可以通过书籍保存，还能以口述的方式延续。口述传统在伊朗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自古就在伊朗宫廷与民间广泛流行的表演形式，是继承与传播伊朗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菲尔多西所处时代，由于印刷技术尚未发展，《列王纪》手抄本的传播范围又十分有限，通常只有王公贵族能够收藏，且容易佚失，因此在民间，《列王纪》通常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

口述艺术的表演形式因时代、地域和政府的政策各异。比如在萨珊王朝时期，这样的演出更盛行于皇室，且往往与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但在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后，受伊斯兰宗教法令的压制，口述传统中的音乐与舞蹈元素被迫革除，表演者只得借助各种特殊的演出技巧丰富表演层次，营造氛围感，将《列王纪》中的英雄主义和民族意识更好地传递给观众。

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建立之后，伊朗的口述传统基本以吟诵(Shahnameh-Khani)和纳卡利(Naqqali)两种艺术形式固定下来。这两种艺术在表演形式上有明显区别。吟诵通常在正式场合中演出，要求表演者确切地吟唱《列王纪》中的原文诗句，因此观众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够欣赏。而纳卡利则是一种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其特色是一人演出。表演者纳卡尔往往一人分饰多角，用特殊的声调、表情、手势和动作讲述《列王纪》中的故事情节。例如，在叙述英雄故事时，纳卡尔会通过踱步、拍手、跺脚等各种各样的肢体动作来营造紧张氛围，结合特殊的发音技巧，包括停顿、颤音、长音、重音、叫喊等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必要时，他们还会不停地重复某个词语以表示强调。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再现故事情节，有些纳卡尔还会铺设相关故事的画卷作为舞台背景布，演出时还会身着戏服，如伊朗古代的头盔或战甲，来帮助重现故事中一些战斗场面。有时纳卡尔还需演奏古典乐器，边说边唱，用传统音乐渲染氛围。(55)因此，纳卡尔必须熟悉伊朗民间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他们需要熟读《列王纪》、精通伊朗历史和传统音乐的演奏，甚至要熟练掌握地方方言，为此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表演天赋、超强的记忆力、即兴发挥的能力以及吸引观众的能力等等。正因如此，纳卡尔被认为是伊朗民间故事、民族史诗和传统音乐的传承者与守护者。与纯粹的吟诵相比，纳卡利的受众更广，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生动传神的表演深受伊朗平民百姓的喜爱。时至今日，纳卡利都是伊朗各大茶馆、咖啡馆、“力量之屋”和家庭聚会的固定节目，成为了伊朗人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种形式的表演，伊朗的普通人也能对丰富而灿烂的波斯文学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总的来说，伊朗的口头文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通过口述传统，《列王纪》渗透到了伊朗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之中，成为伊朗民族精神的支柱。不仅在王朝宫廷中有《列王纪》的诵诗人，民间的市井茶楼也都把演出《列王纪》作为日常节目。《列王纪》既是伊朗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伊朗民族的集体记忆。作为异族统治下舒欧比亚思想与达里波斯语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为伊朗民族语言的传播和波斯文学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抵御文化侵略，维系民族身份，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 余论

阿拉伯人的入侵使伊朗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此时，对于广大伊朗平民百姓而言，民族仍然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伊朗贵族精英作为民族意识的先觉者，率先举起舒欧比亚的大旗，他们以波斯语言文学为武器，一方面推动了舒欧比亚运动的兴起，将波斯元素注入伊斯兰文化之中，引领着伊朗人抵抗阿拉伯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使波斯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重构了伊朗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根基，伊斯兰教文化为血脉的伊朗文化身份初具雏形。

阿拉伯帝国时期既是波斯语言文学的滥觞，也是伊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分水岭。中世纪的伊朗虽然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呈现分裂状态，且常年屈居异族统治之下，但文学艺术的辉煌却始终将伊朗联系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共同体，为此后的波斯文艺复兴以及萨法维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对后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时期，为了便于统治疆域辽阔的广大地区，统治者采取了波斯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混用的多语制度，以波斯语作为帝国行政用语、宗教教学用语，形成了以波斯语为主，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的语言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的融合，波斯语的主体地位被广泛接纳，土库曼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逐渐退出“核心地带”，伊朗呈现出以波斯语言文学为纽带的多民族大一统局面。

随着伊朗步入近现代时期，统治者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意识到统一语言对提高人民对国家忠诚度的重要性，语言问题开始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恺加王朝(1779～1921年)末期，伊朗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Mohammad Ali Foroughi)提倡以温和的手段宣传波斯语言文学和文化，使波斯语自然地同化少数民族语言，实现各族人民对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56)1906年，伊朗第一部宪法将波斯语确定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波斯语的国语地位。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时期，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打破各族群间的文化隔阂，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将波斯语言文学作为实现民族认同的支柱，一方面大力发展波斯语纯洁运动，成立“波斯语言协会”清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词汇(57)；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波斯语单语政策，命令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国家机构都应使用波斯语作为管理日常事务与沟通交流的语言，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使波斯语在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巴列维王朝还通过波斯语言文学塑造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以考古活动、文物展览和戏剧表演等形式不断强化现代伊朗与古代波斯的历史联系，借此促使伊朗各族人民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

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依然延续着波斯语的核心地位，支持波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伊朗人民通用国语是波斯语，官方文件、书信和教科书应使用波斯文书写。”该条款再次证明了波斯语作为国语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作为一个拥有多民族、多语言的中东大国，波斯语是伊朗民族团结与稳定的黏合剂。波斯语言文学的地位通过伊朗历朝历代的不断巩固，如今已深深植根于伊朗人民的心中，成为伊朗人民身份认同的核心依据，伊朗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