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前期的御史制度，在限制王权、整肃吏治、制约权臣和营造公论政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台内纠察与台谏互查机制，为高丽的政治体系增添了有效的制衡力量。除了御史台，其他中央官署也能对违法乱纪的台官进行弹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御史的行为，确保了监察官员的自律。然而，高丽前期的御史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它存在着许多漏洞和弊端，这使得中期的武臣乱政局面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遗憾。随着监察机制的渐渐衰弱，王权的制约逐渐显现，御史制度也未能按预期向前发展。

10世纪以后，唐代的政治制度开始传播到东亚各国，特别是《贞观政要》一书中，唐太宗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儒家理念也随之扩散。吴兢曾写信给唐玄宗的《贞观政要》一书，唐文宗、后唐的闵帝和后汉的隐帝等都曾认真学习过。儒教的政治理念不仅在中国的政权中深耕，也影响了契丹、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契丹的萧韩家奴曾亲自翻译此书，金熙宗与世宗也常常翻阅。高丽在光宗元年，经历了天灾之后，为了修正政德、战胜灾祸，国王便开始阅读《贞观政要》。此时，崔承老基于此书中的理念，向成宗提出了时务策。高丽从太祖时期便有了儒教政治倾向，而经过光宗、景宗两朝，直到成宗时期，儒教的政治理念在高丽社会逐步成型，成为主流。

高丽太祖认为，良好的政治并不是国王独断专行，而是需要与官僚一起协商讨论。实际上，从太祖时期起，关于如何确立君臣关系的讨论便已开始。然而，建国初期，政治斗争激烈，要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并非易事。直到成宗时期，国王与官员达成协议，最终实现了国王主导的政治格局。对中国风俗的向往并非仅仅是崔承老等少数人群的追求，随着儒教理念的正式确立，接受中国文化已经成为高丽社会的普遍趋势。而那些固守本土风俗的势力，也逐渐对中国文化持开放态度。高丽初期能够建立以儒教理念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正是得益于大量儒学知识分子的参与与国王的合作，文官的政治理念对前期高丽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自三国时期便已出现，在高丽时期，特别是成宗之后，文宗时期更是深入人心。国王为应对无法预知的天灾人祸，开始实行宽政仁治，修德治国，并通过臣僚的上疏和封事来调整政策。这种政治观念的形成对高丽的谏诤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高丽前期，尤其是在成宗时期，御史台作为代表的谏诤系统，逐渐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且强有力的监督体系。高丽的统治者认为唐太宗是理想的君主，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能接受并采纳忠臣的谏言。高丽太祖曾说过：谏诤成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丽不断完善台谏制度，并努力推动政治决策以公论为基础。

在高丽的政治体系中，国王与文官共同协商政治，形成了以三省六部制度为基准的公论体制。这一制度的形成，使得高丽前期政治相对稳定，也开创了朝鲜半岛集体协商政治的先河。高丽的公论政治模式对后来的朝鲜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甚至将这一传统制度化，写入了《经国大典》。朝鲜王朝建立后，吸收高丽前期的经验，其公论政治的核心机关成为了司宪府（前身为御史台）和司谏院，继续发展和完善台谏制度。通过台谏制度，朝鲜王朝不仅对士人风尚和士人气节起到了促进作用，还确保了百官的行事受到有效制约，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高丽御史台的职能不仅包括监察官员、整顿风俗，还涉及刑事案件的处理。御史台能够通过审理与伦理风俗相关的案件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这在当时的治理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王朝继承高丽制度后，规定了如大臣贪污、虐民等行为可以被御史台弹劾，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违背同样可以被上报。这些规定极大地拓展了御史台的监察范围。尤其是官员的违纪行为，一旦涉及到家庭美德、社会道德等方面，均可通过御史台上奏国王进行处理。御史台的职权不仅包括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还包括对时政的评论和干预，成为了朝廷内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然而，尽管御史台在高丽朝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内部管理和选用问题却时常成为争议焦点。御史台的官员应该是百官的楷模，然而也有不少官员在执政过程中渎职。高丽御史台对自身的整肃机制非常严格，御史台官员间存在强有力的相互制约机制，能够互相纠察，并对渎职行为进行举报。比如，李希老被驳斥为性格急躁、资历平庸、不具备担任监察御史的能力。洪德威在任期间，因在丧礼期间不遵守礼仪、放纵娱乐，遭到台内奏请国王罢免。御史台不仅能纠察自己内部的失职行为，还可以与其他中央政府机构合作，通过扩大的职权来进行干预，确保官员不敢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然而，过度使用这种权力也可能带来不利后果，过度干预甚至可能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导致政局动荡。

高丽御史台和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高丽朝廷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朝廷百官的制约，确保了高丽政权的相对稳定。而这种通过台谏和御史的双重制衡机制，为后来的朝鲜王朝建立了更加完备的政治监督体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