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文正和文襄是最高的谥号，代表着极高的荣誉。整个清朝，获得这两个谥号的共计23位大臣，其中文正有8位，文襄有15位（另有文忠10位）。这两个谥号，在许多人眼中，文正似乎最难得到，的确如此。但从汉臣获得谥号的角度来看，反而是文襄更难获得。

在清代，尽管文正已经被视为极高的荣誉，但从整体来看，汉人获得文襄谥号的人数远远少于文正，这一点更能凸显文襄之难得。整个清代，只有3位汉臣获得了文襄，而8位文正公则全是汉臣。可以看出，文正之标准虽然高，却未必名副其实。清代的谥法制度很为严谨且有严格的标准，朝廷对待谥号的给予也非常谨慎。实际上，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年间，能获得谥号的只有四百余人，表明了这种荣誉的稀缺性。

直到慈禧太后执政，才开始规定凡一品官员去世后均可得到谥号，而要获得文字的谥号更难，按理只有翰林出身的官员才能获得。然而，若非翰林出身但官至大学士者，也可以获得文字谥号。整个清代，除了索尼和周天爵两位例外之外，其他非翰林出身却能获得文字谥号的官员几乎没有。清代的文字谥号级别高，且与官员的学识和德行有直接关联。

以文正谥号的赐予为例，只有具备了上书房师傅的资格的官员，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荣誉。然而，上书房师傅并非正式官职，且缺乏明确的级别，因此，像傅恒、阿桂这些八旗贵族就未能获得文正的谥号。上书房师傅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但只有当官员达到一定品级后，才可能与文正这一荣誉挂钩。因此，只有官至一品，且德才兼备，才可能获得这一谥号。而即便达到了这一标准，仍然需要皇帝的恩宠与个人喜好，这使得文正的授予更具个性化。

在获得文正谥号的8位大臣中，曾国藩被认为是个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帝师。值得注意的是，像曹振镛、杜受田、李鸿藻和孙家鼐这四位大臣，尽管他们获得了文正的荣誉，但在一些人看来，他们的德行与功绩似乎并不完全配得上这一荣誉。实际上，皇帝在赐予文正谥号时，个人感情常常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谥法中规定文正二字由皇帝亲自指示，难免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因此，某些文正可能未必名副其实，含金量也因此受到质疑。

相比之下，获得文襄谥号的15位大臣中，很少有争议的对象。清代对文襄的授予严格得多，除去个别情况，获得此谥号的大臣几乎都是在文武全才的基础上有突出功绩的人物。洪承畴虽然是贰臣，但他为清朝统一中原所立的功绩，历史上无可忽视。顺治十年，他负责经略五省，堪称清朝统一的最大功臣。而靳辅更是清代著名的治河大臣，治河比打仗还要艰难，他的贡献使得康熙帝能够平定三藩之乱。李之芳、图海则是康熙帝平定三藩战争的重要功臣。福康安、兆惠、黄廷桂、明亮、舒赫德等人，皆为乾隆朝十大武功的主要参与者，每个人都能写下厚重的历史篇章。

此外，勒保和长龄在嘉道两朝中立下丰功伟绩，尤其是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和镇压新疆的张格尔叛乱中展现了过人的军事才能。这些八旗贵族，无论如何都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死后获得文襄的谥号，可谓是实至名归。

至于汉臣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于敏中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作为乾隆朝首席军机大臣，他参与了金川之战的军务，因此被赐予文襄谥号。而左宗棠更是不必多言，他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尤其在光绪年间，成功收复新疆，堪称一代名臣。他的军事成就，使得他完全配得上文襄这一荣誉。

唯一稍显争议的是张之洞，虽然他并未参与过战争，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尤其是在地方实业的推动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虽然获得了文襄谥号，但有学者认为，这一奖项稍显夸张。然而，张之洞的贡献比许多不称职的大臣更加显著，因此他的文襄之谥，至少比某些获得文正谥号的官员更加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从咸丰年间起，关于文襄的授予已经有了新的规定。规定中指出，文武大臣若因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致病而未完成所有武功，则不能获得襄字。像胡林翼这样的大臣，因为功未成，获得了文忠谥号。因此，文襄谥号的难度，远高于文正。 综上所述，虽然文正和文襄都象征着极高的荣誉，但就获得的难度而言，文襄或许更具挑战性，值得认为它与文正平起平坐，甚至是并列第一的谥号。